我問郝基斯院長，這是否說他可以完全地排除憂慮？“是的，”他說，“我想我可以老實地說，我現在的生活完全沒有憂慮。我發現，如果一個人能把他所有的時間都花在以一種十分超然、客觀的態度去找尋事實的話，他的憂慮就會在知識的光芒下消失得無影無蹤。”
可是我們大多數人都怎麼做呢？如果我們去考慮事實——愛迪生曾鄭重地說：“一個人為了避免花工夫去思想，常常無所不用其極。”——如果我們真的去考慮事實，我們通常都隻會像獵狗那樣，去追尋那些我們已經想到的，而忽略其他的一切。我們隻需那些能夠適合於行動的事實——符合我們的如意算盤，符合我們原有偏見的事實。
正如安德烈·馬蘿斯所說：“一切和我們個人欲望相符合的，看來都是真理，其他的，都會使我們感到憤怒。”
難怪我們會覺得，要得到問題的答案是這樣困難。如果我們一直假定二加二等於五，那不是連做一個二年級的算術題目都會有問題嗎？可事實上，世界上就有很多很多的人硬是堅持說二加二等於五——或者是等於五百——弄得自己跟別人的日子都很不好過。
關於這一點，我們能怎麼辦呢？我們得把感情排除於思想之外，就像郝基斯院長所說的，以一種“超然、客觀”的態度去弄清事實。
要在我們憂慮的時候那樣做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當我們憂慮的時候，往往情緒激動。不過，我找到了兩個辦法，有助於我們像旁觀者一樣很清晰、客觀地看清所有事實：
（1）在搜集各種事實時，我假設不是在為自己搜集這些資料，而是為別人，這樣可以保持冷靜而超然的態度，也可以幫助自己控製情緒。
（2）在試著搜集造成憂慮的各種事實時，有時候還可以假設自己是對方的律師，換句話說，我也要搜集對自己不利的事實——那些有損於我的希望和我不願麵對的事實。
然後我把兩方麵的所有事實都寫下來——我常常發現，真理就在這兩個極端之間。
這就是我要說明的要點：如果不先看清事實的話，你、我、愛因斯坦，甚至美國最高法庭，都無法對任何問題作出很明智的決定。愛迪生非常清楚這一點，他死後留下了2500本筆記簿，裏麵記滿了有關他麵臨的各種問題的事實。
所以，解決我們問題的第一個辦法是：弄清事實。讓我們仿效郝基斯院長的方法吧。在沒有以客觀態度搜集到所有的事實之前，不要去想如何解決問題。
不過，即使把全世界所有搜集來的事實，如果不加以分析和詮釋，對我們也絲毫沒有好處。
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先把所有的事實寫下來，再做分析，事情就容易得多。事實上，僅僅在紙上記下許多事實，把我們的問題明明白白地寫下來，就可能有助於我們得出一個很合理的決定。正如查爾斯·凱特林所說的：“隻要能把問題弄清楚，問題就已經解決了一半。”
讓我用事實來告訴你這種做法的效果吧，中國有句古話：“百聞不如一見”。我要告訴你一個人怎樣把我們剛剛所說的那些真正付諸於行動。
就拿蓋倫·利奇費爾德的事情來說——我認識他好幾年了，他是一位遠東地區非常成功的美國商人。1942年，日軍侵入上海，利奇費爾德正在中國，下麵就是他在我家做客時給我講的一個故事：
日軍轟炸珍珠港以後不久，他們占領了上海，我當時是上海亞洲人壽保險公司的經理，他們派來一個所謂的“軍方清算員”——實際上他是個海軍上將——命令我協助他清算我們的財產。這件事，我一點別的辦法都沒有，要麼就跟他們合作，要麼就算了，而所謂算了，也就是死路一條。
我隻好遵命行事，因為我走投無路。不過，有筆大約75萬美金的保險費，我沒填在那張要交出去的清單上。我之所以沒把這筆保險費填進去，是因為這筆錢屬於我們香港公司的，跟上海公司的資產無關。不過，我還是怕日本人萬一發現了這件事，可能會對我非常不利。他們果然很快就發現了。
當他們發現時，我不在辦公室；不過我的會計主任在場。他告訴我說，那個日本海軍上將大發脾氣，拍桌子罵人，說我是個強盜，是個叛徒，說我侮辱了日本皇軍。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我知道我會被他們關進憲兵隊去。
憲兵隊，就是日本秘密警察的行刑室。我有幾位朋友寧願自殺，也不願被送到那個地方去。我還有些朋友，在那裏被審問了十天，受盡了苦刑以後，死在那個地方。現在我自己也可能要進憲兵隊了。
當時我怎麼辦呢？我在禮拜天下午聽到這個消息，我想我應該嚇得要命。如果我沒有可解決問題的方法，我一定會嚇壞了。多年來，每次我擔心的時候，總是坐在我的打字機前，打下兩個問題，以及問題的答案：1我擔心什麼？2我能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