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人對牌坊的喜愛也為北方人所不及。牌坊也叫牌坊門，又稱牌樓。以用料來說，有木牌坊、石牌坊和琉璃牌坊，其中以石牌坊為多；以功能來說，有孝義坊、功德坊、貞節坊。牌坊可以雕飾得非常華麗，也可以是幾根柱子支撐的簡陋一些的坊，無論材質和形式如何不同，牌坊的基本功用依然是托起寫著歌功頌德或宣揚教化的“牌”。人稱徽州有三絕：民居、祠堂和石牌坊，這是確確實實的建築寶物。
牌坊無疑是權力與財富的象征。位於歙縣西鄉的棠樾牌坊群，將中國的牌坊文化發揮到了極致。按照“忠、孝、節、義”一字排開的七座明清石牌坊，大都是青色茶園石構建而成，三間牌樓，四柱衝天，雕刻華美，氣勢宏大。一座座高大的石牌坊，記錄了忠孝節義者們的姓名和“功德”。修建歙縣棠樾牌坊群“義”字牌坊的，是乾隆年間（1736—1795）的歙縣富商鮑漱芳，當時棠樾已經有了“忠”、“孝”、“節”三座牌坊，鮑漱芳奏建一座“義”字牌坊，上表朝廷。乾隆皇帝同意鮑氏修建牌坊，同時提出了一個前提條件，鮑氏要為朝廷修築八百裏的河堤，發放三省軍餉。鮑漱芳一一照辦。於是，龍顏大悅，賜建“義”字牌坊，禦筆題寫“樂善好施”，算是對鮑氏商人義舉的嘉獎。當然鮑漱坊也就與這“義”字牌坊一道，幾百年間被後人提及，這也是一種榮耀。不過大多數的牌坊對後人或許隻是一個個符號。徽州的貞節牌坊很多很多，既反映出宋明以來程朱故裏對綱常名教的重視程度，也反映了江南一帶重前世的生命信條。
與明清徽州祠堂比較，山西遜色一些。山西的不少祠堂就建在院子裏，也有的緊鄰居處而建，通常占據的空間麵積不大，而且祠堂建築也處於不太顯眼的位置上。全省南北東西的幾十處大宅院裏，靈石靜升王家的孝義坊和孝義祠規模大一些。孝義祠的建築麵積428平方米，分上下兩院，下院正麵窯洞3間，兩旁有廊廡，有台階和門洞，與上院相連相通。上院正中的屋子供奉著祖先王子喬，南麵的小戲台建築小巧，結構緊湊，與祭祖堂相對而立。孝義坊由青石構建而成，石梁、石柱、石基，石頂、石脊、石獸，石鬥拱、石匾額，還鑲嵌了鏤空的花石圖案。牌坊高7.36米，寬13.94米，底基上有10隻小石獅，體態優美，形象逼真。左右長短不等的4根石柱，前後兩麵雕刻著楹聯，如“克篤行誼超流俗，載錫絲綸啟後昆”，“義舉春秋新廟貌，禮嚴昭穆篤宗盟”。牌坊上的“孝義”兩字，為清代著名書法家、內閣學士翁方綱於乾隆五十年（1785）所書。王家當年的牌坊有15座，今天幸存的僅此一座。
山西宅院裏有一些牌坊，如沁水柳氏的“青雲接武”坊，汾西僧念師家的“龍褒鳳誥”“天章光被”坊，還有襄汾丁村民居修建在院裏的牌坊等等，無論是牌坊，還是宗祠，與徽州的牌坊、宗祠比較，從規模上、數量上都要遜色一些。通過對祠堂、牌坊建築的比較，是否可以得出晉人更重今生的結論？
建築材料
江南民居多用木材，北方民居多用磚瓦，這是南北民居建築的又一不同之處。建築材料的不同，與長江南北地理環境、氣候條件和物產資源狀況，有最直接的關係。
山西宅院建築首重保暖采光。明清時期，中國傳統建築取得了大的成就，特別是從明代以來燒製業較從前更為發達，民居建築中普遍使用了磚瓦。對於地處黃土高原的人們來說，隻要掌握了燒製技術，取泥土燒磚製瓦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對於風沙大、氣候冷的北方而言，磚石結構較木質結構的房屋更加舒適，也更為堅固，特別是磚瓦結構的建築能夠輕易取得冬暖夏涼的效果。明清山西大院多為磚石結構，這與明清山西地方陶土燒製業的發達也有很大關係。僅說房上瓦，就有溝瓦、滴水、雲瓦、抱同之分，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寫道：“室宇合溝中，則必需其最大者，名曰溝瓦，能承受淫雨不溢漏也……其垂於簷端者有‘滴水’，下於脊沿者有‘雲瓦’，瓦掩覆脊者有‘抱同’，鎮脊兩頭者有鳥獸諸形象。皆人工逐一作成，載於窯內，受水火而成器則一也。”
山西宅院的地麵大都是方磚墁地，方磚的尺寸規格多為見方三四十厘米。越是等級高的建築，用磚的尺寸也越講究。屋宇落成後，鋪砌地麵通常都要磨磚對縫，有的還要在磚縫中淋塗油灰，油灰的成分是白灰和桐油。最考究的地麵是在鋪好之後，還要塗幾道生桐油，保持表麵的光潔美觀。鋪地有嚴格的程序，有一定之規矩，比如在房屋的明間中線上必須用整磚，不可對縫；而在遊廊或室外鋪地時，除用方磚之外，邊上可以配上小磚，但中線上也要用方磚。院裏的十字形甬路的中線要用方磚，邊上再鋪小磚。費時費力費錢財都不在話下。山西的這些宅院之所以能保持到今天，與其製作過程中的精良工藝密切相關。在北京故宮裏有“金磚”墁地一說，而在晉中太穀曹家，祁縣渠家、喬家這些顯赫的人家裏，也都采用了類似的做法。這些宅子的屋牆牆麵，平整光滑，磚縫細密，就是因為修建時使用了磨磚對縫的精細製作工序。也有人說，這些大戶人家修建屋子時，磚瓦都經過了桐油浸泡，而且鉤縫時漿子由糯米湯、石灰粉、桐油調製而成，防蟲蛀，防蟻啃。當年建造宏宅的豪士，他們希望將這樣的宅子傳給後人，讓後世代代享受祖上的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