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自秦代起設置郡縣，距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曆史。古徽州包括今天的安徽歙縣、休寧、祁門、績溪、黟縣及江西婺源等縣。明清時期，徽州人以善儒善商著稱於世，徽商的足跡遍及全國，在長江中下遊一帶影響很大，與晉商一南一北並雄商界。自徽州商幫崛起後，徽州民居建築走向了成熟，成為江南民居建築的一大流派。與此同時，北方晉商也在國內外貿易中取得了驕人的業績，晉商把山西宅院建築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山西宅院與徽州民居成為中國民居建築領域的兩朵奇葩，不過兩者在建築上的差異也是十分明顯的，比如北派闊大，南派精巧；北派建築對外封閉，對內開放，南派建築的開放功能較強；晉、徽兩派在建築材料和色彩的使用方麵，以及一些建築的細小構件，也有許多的不同之點。
庭院與天井
中國最早的居室建築是和院落共為一體的。廣大的北方地區，寒冷幹旱，多風少雨，北方人要盡可能地利用陽光采暖，所建四合院的跨度較大，庭院也開闊一些。北方的大宅院裏，每個院子都有兩大部分，一是供家人起居、工作、學習、生活的房屋建築；一是有圍牆圈起的家庭成員共用的院子，院子裏有裝飾作用或教化功用的影壁，有虛實相間的垂花門樓，有隔斷作用的花牆，等等。明清山西宅院和北京的四合院就是這樣的建築。從建築角度講，“庭者”即堂階前也，“院者”即周垣也，宮室有院牆者方可稱院。中國庭院建築的空間意識，在於把宇宙概括為象征模式置於人的生活起居。庭院空間的聯係，不是數量上的疊加，是空間的流動和文化氣息的延伸。其室內空間和室外空間，內外相生，虛實相形，讓人感受建築主體中的人與神明共處一方的內在融合關係，體察人與世界的參讚化育關係。
北方的院子是住宅的一個重要部分，院子在人們的生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北方土地廣袤，人口相對稀少，人們的活動空間相對寬鬆一些，院子的麵積也就圈建得寬大一些。東、西、南、北四麵的屋舍，在轉角之處互不相連，適合北方幹燥寒冷的氣候特點。北方庭院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哲學思想中“虛”與“實”、“有”和“無”的具體反映。庭院的功能就是居住屋舍的延伸，是半開敞的多功能活動區域，庭院把大自然圈畫到人們的生活中來。
山西宅院建築中，家族小的，院子小，家族大的，院子大，一個院子不夠，就發展成二進、三進甚至是罕見的五進院落，並且僻出正院、偏院，以便於主人、仆傭的活動和起居作息。房屋的規模大小和氣派如何，基本上反映著主人的身份和家族興旺的程度。山西宅院占地麵積較大，然而在高牆峻宇中，更多得表現出了封閉嚴實的特點，這也是北方人對內開放性和對外封閉性的性格體現。
南方住宅的庭院是天井式的布局，如江南的四水歸堂式住宅和西南的一顆印住宅，都是設天井的。有人說，天井是中國敬天畏神、天人合一觀念中的特殊產物。事實上，則是地理環境使然。由於人多地少的特定條件，江南民居建築的環境空間較之北方要小得多。嶺南一帶，氣候溫濕，蚊蟲盛衍，所以對日照的需求相對少一些，院落空間相對狹窄，庭院被壓縮成了精巧的天井。徽州民居建築，房子的廂房、正房連在一起，圍合自然，布局緊湊，房屋高矗，院子小巧，身在其中，隻能望到一小片天空，形同坐井觀天，所以名之曰“天井”。
天井的基本功能是通風、采光和排水，天井的設置滿足了保持房屋幹燥和較科學的屋宅排水係統。天井的深層功能有著精神方麵的需求，還有禮製方麵的要求、審美視覺的要求，其中也不乏迷信的成分在內。據《相宅經纂》載：“凡第宅，內廳外廳皆以天井為明堂財祿之所，橫闊一丈，則直長四五尺乃宜也……深至五六寸而又潔淨乃宜也。房前天井固忌太狹致黑，亦忌太闊散氣，宜聚合內棟之水，必從外棟天井中出，不然八字分流，謂之無神，必會於吉方，總放出口，始不散亂，天井栽樹木者不吉，置欄者不吉……左右二天井，俱宜會於大廳天井中吉方出水。”天井長寬不過一丈，太小不利采光，太大不便聚氣，而且天井內不種樹木，不置圍欄，這也是天井與庭院的顯著區別。《八宅明鏡》載：“天井乃一宅之要，財祿攸關，須端方平直，不可深陷落槽，不可潮濕汙穢。大廳兩邊有拱門，牆門常閉，以養氣也。凡富貴，天井自然均齊方正，其次小康之家，亦有藏蓄之意……訣曰：不高不陷，不長不偏，堆金積玉，財緣綿綿。”正因為天井是聚財之關鍵部位，徽州建築首重天井的區劃。
徽州雨水多，土地狹，人口眾，民居的天井緊靠屋前的有限地方或屋與屋之間的間隙地帶，也有呈三角形、半圓形、矩形、多邊形等平麵布局，不過仍以方正的天井為好。有的天井在四周高屋峻宇的圍圈之下，似乎隻有巴掌一般大小，有時甚至讓人生出一線天的逼仄之感。天井緊湊、狹窄，然而宅主人卻會花很大精力在這裏尋求疏朗、寬敞的空間。在徽派建築中，地位最高的堂屋不設門扇，與天井渾然一體，廳內建院、院內有廳，可以說，天井是堂室空間的延伸，不過隔斷性和保暖性方麵相對差一些。
祠堂和牌坊
去過安徽歙縣、黟縣的人們，大都會被那裏規模宏大的祠堂和眾多的石牌坊、木牌坊所吸引。
明清時期，江南富室的祠堂與家宅不能建在一處，講究氣派，講究規格。祠堂肅穆莊嚴，院落寬敞，逢年過節時族中男子都要來此燒香叩頭，拜見祖宗。遇有族中人違犯家法家規時，祠堂就成為族長行使權力、執行家規的地方，那樣的懲罰或許要勝過官方的衙門。祠堂平日也是子孫後代們課讀進學的地方，一族子弟聚於一處，尊祖拜師，做著求取功名利祿前的一切準備。
在徽州地區，民間最常見的龐大建築群不是住宅，而是一處處的家族祠堂。祠堂的院落與天井迥異，與北方的庭院相當。據統計，明清時期安徽的祠堂多達上萬座，其中黟縣現存有144座。蓋一座祠堂耗銀數萬至數十萬兩銀，然而這是南方一帶加強家族內部凝聚力，發展家族政治、經濟勢力的一個重要途徑，祠堂可以說是江南建築中的代表之作。績溪瀛州的胡氏宗祠、歙縣的鄭家祠堂和呈坎的羅氏宗祠，這些祠堂可以說就是明清兩代規模最大的家族祠堂。呈坎的羅東舒祠，當地人稱寶綸閣。寶綸閣建於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占地達7000多平方米，被譽為江南第一祠。祠堂是一組兩進的院落，裏院有兩層11開間的木構大廳建築，長達79米，寬為29米，僅此一堂的建築麵積即達到了2300平方米。祠堂的二層閣樓上，懸掛著一塊大匾，由清代書法家董其昌書寫的“彝倫攸敘”匾，長7米，寬3米，號稱國內古匾之最。這裏還有林則徐題寫的兩塊匾額：“累世簪纓”、“觀察河東”，由此也可以知道羅氏家族中曾經有人在山西做過官。一部以二三十年代鄉鎮染坊生活為背景題材的影片《菊豆》，是在黟縣南屏村的一所祠堂裏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