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七年（1881）至光緒十年（1884）任山西巡撫的名臣張之洞，上奏清廷《嚴禁栽種罌粟並設戒煙局》，指出：“晉省吸煙之癖，官吏士民弁兵胥役以及婦人女子類皆沾染，大率鄉僻居其十之六，城市居其十之八，人人尩羸，家家晏起，怠惰頹靡，毫無朝氣。在官者不修其職，食力者不勤其業，循此不已，貧者益貧，弱者益弱，數十年後，晉其危乎？”真讓張之洞說中了。山西商人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吸食鴉片。
劉大鵬在光緒十二年（1886年）十月初九日的日記中寫道：“富家子弟，失於驕奢淫佚（逸）者甚多。近年來又加一大害，曰鴉片煙。當童稚之時，即有吸食鴉片煙，到十七八歲，遂至麵目黧黑，形容枯槁，亦良可哀矣。由是推之，富非家之福，而實為家之禍也，豈不甚可畏哉！”十二月十六日記：“嗚呼，世風之淩夷，不可言矣。邑人之視讀書甚輕，視為商甚重。當此之時，凡為商而少積資財，遂到驕奢淫佚。不顧一點禮儀，事親不孝，放縱子弟，不數年間，遂至敗亡。”光緒二十八年（1902），三月二十八日，時劉大鵬在介休私塾任教，“此間人多睡晚起遲，前半日猶在夢鄉，午後方才出門，夜不寢，謂晨昏顛倒也，習慣自然，不以為非，反謂早起早睡者不合時宜耳，弊亦甚矣。聞外省大碼頭，一切商賈皆係夜間辦事，白晝寢息，江蘇上海縣更甚，至於大小衙署，亦多如此，由人盡吸食鴉片煙故也”。
我們看到的山西大宅院裏，不乏因吸食鴉片而敗家的子孫。靈石靜升的王氏家族，從道光年間（1821—1850）逐漸走向了衰敗，龐大的一組院子裏，竟然有人因吸煙而賣地賣宅。王汝聰、王汝成兄弟兩人，就有四子四孫吸食毒品而致家敗人亡。吸食鴉片之人，非但自身病病歪歪，還會秧及子孫後人，甚至大多數的吸毒之人無子無嗣。王汝聰兄弟兩人到第四代時，唯一的曾孫王嘉言還是繼子。王嘉言不學無術，好吃懶做，光緒十七年（1891）以964兩銀子把王家人引以為自豪的高家崖雞頭門樓和整個1萬多平方米的大宅院賣給了田姓之人，最終落得孤身一人，飄零他鄉，沿街乞討，無人問津。
榆次聶店王家人都有吸鴉片的嗜好，白天睡覺，晚上“鬧票”吸煙。據曾經伺候過王棣的一位叫胡二貨的老人回憶，王家人晚上整理完銀票後，都要抽上一陣子大煙，男女主人斜躺煙榻之間，傭人、丫環一旁聽候，每當臥榻之人吸完一個煙泡時，就再給續上一個，煙霧繚繞之中，王家的事業走向了敗落。
太穀北洸村的曹氏曹克讓，生平最喜歡演戲與鴉片兩樣東西，曹氏家業也是在他手上敗落的。曹克讓一生奢靡，不務正業，與太太們不是打麻將，就是吸煙泡，或者就是聽歌看戲，整日無精打采，無所事事。當地人說曹家的人白天睡覺，晚上點泡，陰陽顛倒，豈能不敗？在三多堂，我們看到一張做工非常精巧的大煙榻，煙榻上天然大理石鑲嵌，四條榻腿粗粗壯壯，榻麵上鋪著一層藤皮，藤皮是南方物產，防潮防蛀也防漏。煙榻旁邊是一張小小的炕桌，炕桌由珍稀楠木樹癭精製而成。楠木本身是名貴木材，足夠做炕桌的楠木樹癭，則隻有千年的老樹上才能結出。樹癭就是樹瘤，樹瘤長到一定年限足夠材用後，匠人從樹癭的中間橫剖，經過取舍打磨，做成上等的家用什物，這樣的東西實屬罕見。1998年的8月初，我與同窗吳溢球女士一道，去吉林長春的偽滿皇宮看過，清朝末代皇後婉容長年使用的那張煙榻，大概也不會比三多堂的煙榻名貴多少。
1915年3月的一份《大公報》上，有一則來自太原的報道，其中描述了太原省城那些一一倒閉的商號：“彼巍巍燦爛之華屋，無不鐵扉雙鎖，黯淡無色。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涔涔下，欲作河東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傳倒閉之日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尚懸日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產，由法院捕其來京矣。”這種慘敗的景象與當初設號時那如日初升之繁榮昌盛有天壤之別，然而優勝劣汰的法則終究是無情的。
§§第八章 明清山西宅院與京皖宅院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