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輸入中國大約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間（1736—1795）。乾隆三十八年（1773）時，輸入中國的鴉片每年已有1000箱。到鴉片戰爭爆發的前幾年，英國煙販每年偷運到中國的鴉片達4萬多箱，每箱50公斤或60公斤不等。鴉片源源不斷輸入中國，白銀滾滾接連流進英國。鴉片煙從沿海向內地滲透，終至在中國大地泛濫成災。光緒二年（1876）出使英國的朝廷大臣郭嵩燾，曾任過廣東巡撫和兵部侍郎，在他給朝廷的一份奏折中有這樣一段話：“至道光初，其風始熾，尋由印度傳入雲南而南土興矣，輾轉傳至四川而有川土，又傳至甘肅而有西土，由是而至貴州，由是而至陝西、山西。一二十年來，廢田而種罌粟，歲溢浸廣。而西洋販運中國亦歲益增多。足見開種日繁，即吸食者日眾，勢將盡中國之人皆至失其生理。”19世紀六七十年代，全國分為幾個重要的產煙區域，其中川、黔、滇區的產量占全國50%以上，成為國內煙毒生產的基地；其次是晉、陝、甘產區，產量約占全國的20%；其他還有直、魯、豫產區，蘇、浙、皖產區，粵、閩、贛和東北產區。
鴉片進入山西的時間是在嘉慶年間（1796—1820）。當時山西太穀、平遙、介休等縣的富商大賈，就從廣東省偷運鴉片回省，這是山西地方民人吸食鴉片和販賣鴉片的開始。鹹豐《太穀縣誌》裏有一篇《誓禁鴉片煙碑文》，記述了嘉慶二十二年（1817）太穀知縣陳履和親率當地商民向城隍宣誓從此絕不販賣鴉片：“自今已往，凡吾縣商民，往閩、廣、蘇、杭置物之人，誓不興販鴉片一絲一毫入我太穀，害我百姓”。從這個碑文的內容裏我們知道，鴉片進入太穀的時間最晚當在嘉慶二十二年（1817）前。起初太穀一些商家把鴉片當成高級招待物品款待客商，有人還把鴉片作為時髦消遣以示闊綽，還有的把鴉片當成“福壽膏”吸食，以期延年益壽。種種吸販之情態，難以一一細說。在道光十九年（1839）的一份上諭中也提及，“風聞山西地方，沾染惡習，到處栽種”。道光年間（1821—1850），山西人轉販、吸食鴉片在國內就很有些名氣了，山西的“太穀燈”和山東的“膠州燈”成為當時國內最好的煙燈。山西栽種、吸食鴉片之風氣相當嚴重，民國《太穀縣誌》載：“太穀鴉片之毒始於清鹹豐朝，蔓延於同治之世，而大盛於光緒季年。富族大家嗜之者無論，即中下之家，降至鄉僻小戶，無不視鴉片為布帛菽粟之須臾不可離而倚之如命，雖光、宣間上憲屢申禁令，而沉溺既久，吸食如故。及國體變更，金丹輸入，蓋複變本加厲，前此吸食鴉片者，喜其便利，舍舊從新，即素無煙癖者，亦皆圖一時之快足而趨之若鶩，以故十餘年來，因吸食丹料而彼家亡身故者，實不可以數計。”光緒十二年（1886），陽曲、祁縣等84廳州縣竟有藥料商474戶，其他各縣的煙商也不下數百。第二年，陽曲、平遙、榆次等90廳州縣的460家煙商，仍在領票售煙販毒。《光緒十七年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載：“土藥中頂高之貨為山西、陝西所產，無如來津之貨甚少，緣該處使用者多耳。”土藥中以晉、陝兩省所產質量最好，已經得到當時許多人的認可，以至於出現缺貨現象。
對鴉片的販賣和吸食，清政府是屢禁不止。鹹豐八年（1858）《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簽訂，清政府公然宣布鴉片解禁，山西民間吸食鴉片愈重，到光緒年間（1875—1908）鴉片煙害呈現難於收拾的勢態。據海關估計，每年轉入山西的鴉片有兩萬石以上。
任職山西的一些巡撫大員，已經認識到鴉片問題的危害性，如晚清年間在山西任過巡撫的曾國荃、張之洞、剛毅等人。光緒四年（1878）正月二十六日，山西巡撫曾國荃與辦理山西賑災事務的欽差大臣、前工部右侍郎閻敬銘，聯名呈遞《申禁栽種罌粟以裕民食》奏折：“未種之先，吸煙者不過遊手無賴及殷實有力之家，至於力耕之農夫，絕無吸食洋煙之事。今則業已種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鄉村反多於城市。昔之上農夫浸，假變而為惰農矣；又浸，假變而為乞丐為盜賊矣……今日而欲為晉省久遠之計，非申明栽種罌粟舊禁不可。”閻敬銘、曾國荃的奏折得到朝廷首肯，諭令所有栽種罌粟者，責成族長、甲長監督拔除，改種五穀。如有花戶人家不遵此令，稟報官府治辦，知情不報者一體罰罪，並要求各省按照山西辦理章程，一體查禁。大災之後全省糧食普遍匱乏，官府責令地方要抓住機會，勸民改業，仿照兩江現行辦法，對種植罌粟之家不得心慈手軟，晉省如有栽種罌粟者，一經查出，即將該戶所種罌粟地畝全數充公，作為各村本甲公業，以備地方公用。這一年山西戒煙頗有成效。
與祁縣渠本翹一同就讀渠家塾院的祁縣塔寺村人劉奮熙，任貴州天柱縣知縣之後，解甲歸裏，設帳授徒，以教學和著述為業。此時劉奮熙提出“明體達用”和“衛民生”的積極主張，明確指出禁種罌粟為民除害，這也是因為他目睹了山西晉中一帶地方民人栽種、吸食罌粟人數眾多、危害甚重之緣故。他認為：“罌粟之害毒流中國，而受其害者不可勝數，小則亡身，大則傷風敗俗……民之受其害者，竭盡貲財。”劉奮熙禁種植、衛民生的建議是頗有眼光的。當然，山西大宅院裏，也有人力主戒煙。清末民初接管了祁縣喬家堡喬氏產業的喬映霞，就對店員、夥計們的行為舉止用店規強行製約，規定在喬家商號的經理和夥計，一律不得賭博，不得抽鴉片。喬映霞本人在1913年受聘祁縣第三區的區長後，在權力職責範圍內力禁煙毒，並因強行鏟除煙苗一事，與當地農民發生嚴重爭執，結果釀成命案，遠走天津避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