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由於行政區域發生了較大變化，特別是北邊荒涼的遊牧地區部分劃歸山西，對山西商人的活動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清代以來，山西商人更加活躍，山西商人資本幾乎壟斷了中國北方的貿易和資金調撥，而且參與了亞洲、歐洲一些城市的商業活動。
晉商壟斷了清代民間對蒙貿易。當時漢民族對蒙古遊牧民族的貿易，都要跨越長城，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俗稱東口和西口，在東口張家口，“商賈皆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踵世邊居，婚嫁隨之”。山西商民曆來就有走西口的習慣，民歌《走西口》表現的就是商民將入北邊時親人送別的離愁和期盼。清代前中期全國著名的皇商介休範毓的先人範永鬥，就是明末清初的張家口八大商之一。祁縣範家在張家口的商號興隆魁，清初開張，清末倒閉，就是關閉歇業的時候，員工也有七八百甚至千人左右。晉商的貿易當時規模很大，康熙年間（1662—1722）由祁縣、太穀人創辦的大盛魁商號，與蒙古貿易的最盛時期，僅駝隊就有1.6萬—2萬峰駱駝，大盛魁的夥計、職員盛時也有六七千之眾，人們形容說，大盛魁的錢財用50兩重的銀元可以從庫倫到北京鋪築一條路。香奇國內貿易中，晉商的市場份額舉足輕重。西北地區曆來出產多種名貴中藥，如甘草、枸杞、麝香等，還有大量的皮毛類商品也須向外輸出；那裏的日常用品如茶葉、布匹、綢緞則需要由外地購進，從事這種交易活動的主要就是山西商人。他們從寧夏、甘肅等地購得藥材，銷往河南、河北、天津、山東、湖北、湖南、上海、香港，甚至遠至朝鮮、日本、印度尼西亞等地。山西商人在寧夏的著名商號有敬義泰、合盛恒、恒盛裕、慶泰亨等由萬泉、平遙、榆次、猗氏、臨晉商人開辦的商號，寧夏的一半枸杞就由慶泰亨包辦。在寧夏，商業主要由山西、陝西兩省客商經營，其中以山西人居多；到寧夏進行貿易的時間也較早，如合盛裕、晉益老商號在寧夏業商有290年以上的曆史，他們以寧夏為根據地，活動於西北各省的州縣。
晉商在北京的商業活動也占了一席地位。清代北京的糧食米麵行多為祁縣商人經營，北京的油鹽酒店多為襄陵人經營，北京的紙張店多為平陽和襄陵人經營，北京的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其他如顏料、染坊、幹鮮水果等都是山西人占優勢。當年雖然江浙商人、齊魯商人、潮州商人都在京城逐利，而山西商人的優勢最為明顯。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一帶盛產名茶，很早就為晉中的商人看好，最盛時晉中有100多家商號在這些地區經營茶葉生意。在長江中下遊一帶，山西商人的活動特別頻繁，揚州鹽商、江西茶商、福建茶商以及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山西商人都是最為活躍。在邊遠省份的貴州，山西鹽商攜川鹽入黔，創造了更加輝煌的業績。有記載說，馳名世界的貴州茅台酒，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到貴州業鹽的山西鹽商郭某雇工釀造而成，起初隻是自釀自飲，後來才組織了專門的燒房，從山西雇得釀造杏花村汾酒的工人來茅台村和當地工人共同研製成功的。
晉商是國際貿易中的一支勁旅。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其中規定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均可越界往來互市，從此山西商人就開始了對俄貿易。雍正五年（1727）《恰克圖條約》簽訂以後，兩國以恰克圖為貿易市場，擴大了貿易範圍。恰克圖位於中俄邊界，中俄兩方各建一城，兩城毗連，中方叫買賣城，俄方稱恰克圖，以木為垣，建為方城。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的是山西商人。在恰克圖貿易，政府不收市稅，商人獲利豐厚。這種自由交易的狀況一直延續至鹹豐年間（1851—1861），山西商人在這裏積累了大量的資本，為山西票號的興盛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實力雄厚的30來家山西商號雲集一地，其中有榆次常家的大德玉、大升玉、獨慎玉、大美玉、大泉玉、大珍玉等“玉”字商號，有祁縣喬家的恒隆光商號，有太穀曹家的錦泉湧、錦泰亨商號。山西商人除了對俄貿易外，與朝鮮、日本等近鄰也不時進行貿易，這些活動無疑為山西商人輝煌的曆史書寫了精彩紛呈的又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