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思想是每個社會人或多或少都有的東西，而在我們駐足過的幾十上百個院落裏，讀書求名、經商取利的現象更為突出。這既是商人經商立業的原始動力，也是他們事業有成的奮鬥目標，更是人生價值的最終體現。每一處豪華龐大的老宅院裏，都深藏著鮮為人知的拚搏和奮鬥曆史。晉幫商人形成時間早，經營規模大，資本雄厚，實力強勁，到明朝中葉時，山西商幫成為與徽州商人平分秋色的國內南北兩大商幫，擁資數十萬、數百萬的大賈並不鮮見。明嘉靖年間（1522—1566），內閣大學士嚴嵩操縱國事的20餘年，兒子嚴世蕃吞沒軍餉，殺害忠良，嚴世蕃曾與人評說天下豪富之家，提到資產在50萬以上的共有17家，其中山西3姓，徽州2姓。明代學者沈思孝的《晉錄》提到：“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朝前期，兩淮、兩浙的鹽引基本上由山西商人控製，以撰寫《天工開物》著稱的明末科學家宋應星，談到鹽政情形時也說，揚州業鹽大戶大抵都是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
明代隆慶年間（1567—1572）出任宣大總督的王崇古，出生於山西蒲州府的一個業商業儒的大家族。王崇古的父親王瑤，一生以讀書、經商二業並重，顯姓揚名於鄉裏族鄰。王瑤的兄弟王現，是當地有名的鹽商，在他的墓誌銘上，有一節訓誡後人的話引人深思：“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經，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製，名以清修，各守其業，天之鑒也。如此則子孫必昌，身安而家肥矣。”王現認為，正當的商業活動與萬人師表的士大夫相比，道德方麵毫不遜色。他還認為，隻要是正當的經商活動所取之利，即使蓄積巨萬，也不可恥，那是天賜之福，應該坦然接受。
在平遙、太穀、祁縣幾地的古城裏，明清時期的商家院落，矗立街市的兩旁，不少就是當年的店鋪、票號所在。山西票號執掌了一個世紀的清代金融業，因此民間盛傳著“金太穀，銀祁縣”歌謠，說的都是當年這裏的繁華和富足。在日升昌票號的幾進院子，有一副非常醒目的楹聯：上聯“日麗中天萬寶精粹同耀彩”，下聯“升臨福地八方輻輳獨居奇”，橫聯為“麗日凝暉”，日升昌票號的東家和經理，將他們的美好願望和商號發展的遠景宏圖統統寄予其中。日升昌票號，從其字麵意義講就是取其如日東升之意，在中國最早的經書《詩經》中說：“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鬆柏之茂，無不爾或承。”票號如日月般光華，如日月般永恒，後來日升昌的經營業績確實有如一輪朝陽，曾經普照著巍巍中華的九州大地。
在日升昌票號影響下，平遙好幾家綢緞莊跟著改組票號，祁縣茶莊也有改營票號的。繼日升昌票號出現之後，平遙縣出現了“蔚”字五聯票號，蔚盛長、蔚豐厚、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等幾個綢緞莊統稱為票號。到鹹豐、同治年間（1851—1874），晉中榆次、介休、祁縣等地的商人，又在平遙縣開設了協和信、協同慶、百川通、乾盛亨等票號，山西票號漸漸形成了祁縣、平遙、太穀三大幫壟斷的局麵，平遙則成了清代山西票號的總部和淵藪。道光年間（1821—1850）山西票號剛剛興起時，有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豐厚、蔚盛長、新泰厚、日新中、廣泰興、合盛元、誌成信等10大家。鹹豐、同治年間（1851—1874），票號又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光緒年間（1875—1908），票號在規模和數量上都達到鼎盛，最盛時保持了30家總號的規模。票號業務最好的幾年，如光緒二十八年至光緒三十二年（1902—1906），每年彙款的總額達到1000多萬兩，光緒三十四年（1908）全年彙兌達2000萬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