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號的股東大多是地主兼商人的雙重身份。日升昌股東平遙縣達浦村的李家，在宣統末年時家有土地兩萬頃；介休侯家有蔚字五聯號票莊，兼有雜貨綢布店大小各色字號五六十家，資產達到四五百萬兩；祁縣喬家除經營大德通、大德恒票號外，分布在東北、西北以及京、津、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錢莊、當鋪、糧店、茶莊總共有200處以上，僅流動資本就有700萬至1000萬之多；經營誌成信、錦生潤票號的太穀曹家，總資產也在六七百萬兩之多。這些票號開業時的資本，多則二三十萬兩銀，少則幾萬兩，然而東家的資財卻是票號資本的幾倍甚至幾十倍。這些山西財東的實力不能不令人驚歎。
19世紀後期的三四十年，是票號發展最好、發展最快的時期。山西票號一時遍布全國各主要城市和商埠，市麵流通全視票號賬房盈實程度進行周轉。票號的活動區域，還從國內擴展到國外。道光年間（1821—1850），山西票號已在北京、天津、張家口、開封、西安、蘇州等地設立了分號；同治年間（1862—1874），相繼在盛京、南京、揚州、清江浦（在江蘇境）、河口（今江西鉛山）、漢口、長沙、湘潭、常德、廣州、重慶、成都等27個城市設立分號。以後，又向東南沿海和邊遠城市發展，東至營口、上海，西至甘肅蘭州和新疆迪化（今新疆烏魯木齊），南至香港，北至庫倫（今蒙古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等地，在邊遠的貴陽府、雲南府（今雲南昆明）以及泉州府（今福建廈門）等地都有了山西票號的分支機構。光緒年間（1875—1908）票號發展達到鼎盛，山西票號除總號外，分號達到400餘家，分布於21個行省的85個重要城鎮及蒙古、新疆等邊遠地方。票號的勢力範圍以黃河流域為基地，向東西南北四處擴展。以日升昌票號為例，道光三十年（1850）時已在北京、蘇州、揚州、重慶、三原、開封、廣州、漢口、常德、南昌、西安、長沙、成都、清江浦、濟南、張家口、天津、河口等18個城鎮建立了分號；光緒十二年（1886）後，又陸續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等5大城市增設分號，在全國的分號達到34處。票號設莊之廣是空前的，獲利也是空前的。據晉商研究專家張正明先生《晉商興衰史》記載：日升昌在北京等地的14個分號，僅光緒三十二年（1906）這個賬期獲利就有583%762兩銀，而當年這14家分號的收交彙兌白銀是32%225%204兩。與此同時，山西票號將業務範圍擴展至海外，在朝鮮的仁川和日本的大阪、神戶、東京都設立了山西票號。如祁縣最早的票號合盛元於光緒三十年（1904）在日本東京、神戶設立了分號，國內的分號也有10處。山西票號由總號控製著眾多的分號，構成了四通八達的金融彙兌網絡，並且開創了國內銀錢業辦理國際彙兌的先河。
山西商人在本省和外省開設的錢莊、當鋪也很多，據清代京畿道禦史祥章在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1840年4月24日）的奏折稱：“京城內外，錢鋪不下千餘家，且山東、山西商人俱多。”在蘇州，乾隆三十年（1765）時，山西商人開設的錢鋪有81家，並由他們出資興建了風光幾個世紀的全晉會館。據北洋政府農商部的統計，民國元年（1912）山西全省有錢莊412家，主要集中在省城太原和晉中的榆次、太穀、祁縣、平遙、平定，晉南的曲沃、安邑、洪洞、汾城、霍縣，晉北的大同、代縣和晉東南的晉城等地，錢莊的勢力遍布全省城鄉。以塞外之地的歸化城為例，截至光緒末年，該城的錢鋪有數十家之多，東家有祁縣幫、忻州幫、代州幫，也有榆次常家開設的大厚玉和大豐玉錢莊。清代全國的典當業江南以徽商為多，江北以晉商為多。據鹹豐三年（1853）的統計表明，當年北京的當鋪由晉商開辦者達到2/3，達到109座的規模。其中介休人開設59家，靈石人開設23家，其餘為平遙、孝義、太穀、文水、汾陽、陽曲、榆次人開設。晉中巨富祁縣喬家，不僅開設大德通、大德恒票號，而且在西北、東北、京津地區和長江流域各大商埠以巨資經營當鋪。介休的冀家除經營票號外，10萬兩銀子的當鋪就有鍾盛、增盛、恒世、世盛、永盛等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