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匾和楹聯是富貴之家標榜文人風雅最下功夫的地方。在門窗之間，刻寫體現家族文化、追求事業人丁兩旺的吉言佳句，彰顯宅第主人的文化品味、生活信條、理想信仰。
修建於乾隆、嘉慶年間（1736—1820）的靈石王家宅院，院落的名字起得溫文爾雅，如恒貞堡、凝瑞宅、敦厚宅、桂馨書院等等，小院門又有迎暉、整暇、映奎、探酉字樣，與主人的身份、學識相匹配。王家的敦厚宅中有5個月洞垂花門，圓中有方，方中有圓，襯托出錯落有致、虛實相間的視覺藝術效果，門楣刻有“規圓矩方”四字，既表達了一定的文化品位，又在告誡後人做事做人要遵循一定之規。平遙城關鎮上，也有一處凝瑞宅，表達了時人對瑞氣盈門的共同期盼之情。特別有趣的是曹家三多堂多壽院（東院）的門匾上刻寫“鬥山天”，從字麵上看，字形簡單，婦孺皆識，然而這三個字並非字形字麵上那般簡單，大致說來可以有三種釋語：從字麵看，由鬥到山再到天，有越來越大的含義囊括其中，象征事業蒸蒸日上；如果換個方向讀就是“天山鬥（dǒu）”，方言諧音便是添三鬥，作為商人起家的大家族，日進三鬥銀充分表達了主人企盼財源滾滾永無止境的美好心願；再換一種解釋，將“鬥”讀作四聲“dòu”時，鬥山天就不乏吞吐日月之誌的豪邁氣概了。太穀曹家三多堂的中院統樓上，書刻“登高遠眺”字樣，步入曹家這座四層建築的高處，遠近方圓幾十裏景色盡收眼底，心胸頓時開闊。祁縣的喬家、渠家宅院，也都有專供遠眺的製高點。在喬家宅院被稱做明樓的二樓主樓上，掛著一塊“光前裕後”的牌匾，同樣內容的門匾在清代襄汾丁村的民居建築中也獨占風光。關於“光前裕後”這個合成的詞組，在《尚書·仲虺之誥》中是“垂裕後昆”，指恩澤流傳播及子孫，所以人們稱給前人增光、為後人造福即“光前裕後”。將這四個字掛在喬家最顯赫的地方，不外乎提醒喬家人時時刻刻追念祖宗，造福後代。門匾、楹聯既是一種寓意深遠的文字遊戲，也是富足之家美好願望的無聲流露。從門匾、楹聯上，可以獲得大量的中國傳統文化信息。
中國自古就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說法，這無疑是鼓勵人們求取功名利祿，恪守道德規矩。在王家敦厚宅的迎賓牌坊上，外獅內象，分門把守，佛學造型上，文殊和普賢菩薩作為釋迦牟尼的脅侍分立左右，獅為文殊坐騎，象為普賢坐騎，所以不論中外，獅和象都在吉獸之列。王家牌坊門上雕獅雕象，寓意還有出將入相的期盼。牌坊匾是“桂榮槐茂”，桂取蟾宮折桂、求取功名之吉祥，槐則為人丁興旺、事業發達之寓意。古代科舉時以折桂為登科之典，唐代許渾在其《第貽友人》詩中稱：“人心高下月中桂，客思往來波上萍。”月宮裏因有蟾蜍，有桂樹，故有蟾宮折桂之說。《紅樓夢》第九回裏描述過一段細節，黛玉聽寶玉說要上學去，便打笑道：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槐茂暗指求取功名和高官厚祿，《周禮·秋官·朝士》載：“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麵三槐，三公位焉。”從此就以三槐九棘代稱三公九卿。植槐之家，人才輩出，麵槐而居，定有爵位，這是中國人頭腦中根深蒂固的東西。
忠孝之道是宋明以來被統治者強化的一條生活準則，封建綱常倫理道德在宋明理學的形成過程中，走向了極致。靈石王家的王肯為和王肯任兩人，都有過五品官銜，他們在王氏宗祠前敬獻的匾額“孝思中匱”和“流澤孔長”，就大有飲水思源和追念祖德的家族文化。魯迅先生在他的《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圖》的文章，說“那裏麵的故事，似乎是誰都知道的；便是不識字的人，例如阿長（魯家的傭人），也隻要一看圖畫便能夠滔滔地講出這一段的事跡”。這是封建統治階級宣傳的二十四個所謂盡孝的典型人物。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先生，在他的《調和論與舊道德》一文中，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惡習舊俗，如纏足、吸鴉片、迷信、買賣婚姻等，予以尖銳無情徹底的批判，他說：“忠、孝、貞節三樣，卻是固有的舊道德，中國的禮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閑，是禮教的大精神）、綱常、風俗、政治、法律，都是從這三樣道德演繹出來的；中國人的虛偽（喪禮最甚）、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觀，就是這三樣舊道德助長成功的；中國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枯的現象（君對於臣的絕對權，政府官吏對於人民的絕對權，父母對於子女的絕對權，夫對於妻、男對於女的絕對權，主人對於女婢的絕對權），一方無理壓製一方盲目服從的社會，也都是這三樣道德教訓出來的；中國曆史上、現社會上種種悲慘不安的狀態，也都是這三樣道德在那裏作怪。”從中可知，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無處不在，無處不有。反映在建築方麵，就是在庭院的每一個角落裏，都有傳統文化和封建道德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