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房
明清山西宅院中，書房是必有的建築物，大些的宅院，還有專門辟出的書院。設立書房、書院的初衷也許不盡相同，但用途實則沒有兩樣。有為成人專設的養心齋之類的建築，也有為培養子孫後代的書院私塾。在這裏，主人可以修身養性、讀書研字，子孫可以學習經書、詞章和算術。宅主人對後人的教育目的雖說有異，有的是為子孫後代步入仕途，光耀門楣，有的是為承繼家業，廣聚錢財，但教育子孫做人立業的基本道理卻是共同的目標。
曹家的書房院，始建於清乾隆二十年（1755），而且每堂都有書房、書院。三多堂的書房，開始設在外院，而福、祿、壽三座院裏，都有各自的書房。曹家發達後，專設書房院，延聘名儒，課讀子孫。三多堂“多子院”的一個偏院，指定是子弟們進讀的地方，門閂插上後，就成為一個獨立封閉的場所，這樣更便於子弟靜心誦讀寫文章，日後能夠有所作為。
渠家的私塾院裏，門額上刻寫著“讀書樂”三個字。雖說渠家不算是山西提倡教育力度最大的家族，然而渠氏當年自家開設的私塾裏，就培養出了像渠本翹、喬雨亭、劉奮熙等在三晉大地吒叱一時的近代風雲人物。
靈石王家私塾所在的西院小偏院是私塾，院門的門框用4塊青石雕成，上麵刻著鬆、竹、梅和壽石、喜鵲，既表現歲寒三友的清氣，又體現喜上眉梢的喜氣。在這個封閉的地方，子弟們“探酉”、“映奎”，苦磨意誌，苦練本領，蟾宮折桂，翹首在望。而且在靜升，還有一座文廟，一般縣一級的政府才可以修建文廟。康熙十四年（1675）靜升王氏12世王大紀這位生員出資重修文廟，在廟碑上記載：“廟學之設，自漢始，蓋明夫子之道，集前賢之大成……曆代相沿，國家而外，亦止於郡邑，而鄉村無聞焉。惟靜升裏中有廟，準縣學製，不陋不華，蓋創於先元至元二年，先民南塘輩倡之。”靜升文廟不大，但大成殿、狀元橋、獻台、廊廡一應俱全。南塘是靜升文廟的始創者，被人稱道的廟前午壁，壁心為鯉魚躍龍門雙麵鏤空石雕，對後人的期冀盡寄寓其中。在靜升文廟中讀書的人，清代中後期有兩人考中進士，其中一人是王家子弟；考中舉人的有10人，王家有7人。
故宮有養心殿，民居有養心齋。顧名思義，養心齋就是修煉身心、研求學問、探討知識之處所，同時也是主人讀書、思考、秘談的地方。養心齋通常兼有書房的功用。齋不必高大豪華，位置必取僻靜，務須在少幹擾的通幽之地，不過也有人將書房設在顯眼的地方。渠家的養心齋就設在五進院的最高處，養心齋是一間不大的單體屋子，與周圍建築幾乎隔絕，而在養心齋的門額，刻著“慎言語”三個字，當地人稱此為過道牌樓，實際上是有意修建的一處靜思之地。主人來到這裏，無疑能夠暫時避開繁雜的人事和商務，即便有人通過這裏，也會被門上的“慎言語”所提醒，不得高聲喧嘩，腳步放慢放輕。這樣，不僅對主人在繁雜的事務中理清思緒、平和心氣是十分有益的，對規範身邊的仆人傭人的舉止也會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宋人姚成一《雪坡集·養齋記》載：“養之義大矣哉。養則弘，不養則隘。養則充，不養則餒。德以養純，才以養裕，學問以養涵深，器識以養廣大……養之善，莫若養氣。心者氣之主，莫若養心。心之不能養，忿與欲敗之也……忿必懲，欲必窒，然後可以持誌而養氣。氣善養，則充且弘矣。充且弘則所養正而聖功寓矣。”這就是養心、養氣的功用。修身養性，務正其心，外以應物，內而辯思。
精舍
精舍取自佛家打禪坐定的地方。“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這是唐代詩人常建為江蘇常熟虞山的興福寺所作，作者隱退山水之間，自得遊冶之樂，是一位心性空明、淡泊名利的詩人。在靜升王家凝瑞宅高牆峻宇建築群的西北角上，有一處小小的院落，一間低矮的屋室以其地僻幽靜取勝，以其質樸簡潔取勝，這便是導遊小姐告訴我們的一處精舍。精舍寬不過十笏，高不過一仞，三人便可將這小小的屋子塞滿。在精舍中立定，透過小小的窗軒，能夠近取其質，遠取其勢，給人一幅空間層次錯落的景觀：近觀瞻月亭，遠賞文筆寶塔、霍山峰巔；仰觀綿山奇峰，層巒疊嶂；平視深山古刹，薄霧環繞其間。在這個客人無法打攪、家人不常進出的天地，盤踞仰偃，盡隨心性，可揮筆作字，可瀹茗置飲，大有心遠地偏的逃世之感。王家建此精舍，可謂是匠心獨具，別有他用。精舍事實上也就是最初道教的靜室，取其安靜之意，以摒除幹擾，誠心修道。王家之所以將精舍修建得如此精巧絕妙，與王家供奉的先人王子喬羽化登仙的神話傳說有很大關係。這種別有洞天的小院舍，傳承著道學修身、佛學修心的說教，成為傳統庭院文化中的一道特別風景。
名士隱逸現象貫穿了幾千年的中國文化。精舍是靜思養性之所，曆來為士人學子所看重。晚清大學士祁寯藻，鹹豐年間（1851—1861）在政壇失意，回到老家壽陽，借方山僧院療養心病，壽陽地高早涼，山中更無暑氣，鬆翠彌穀，飛泉滿山。大學士的心情很快轉好，遂著《入山記》一冊。不久，祁寯藻回到村裏，在村北空隙的二畝地上，建構土屋三間，繞以短垣，雜植果樹花竹，命名息園。地取其偏，舍取其簡。精舍是閑情逸致的產物，是修身養性的好去處。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事實上，精舍也就是學舍，東漢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魏武帝曹操建安十五年（210）“於譙東五十裏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實際生活中，人們通常把僧人、道士修煉之所稱為精舍。三國時吳國道士琅琊人於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書以治病”。這是講讀之所，是修身養性之地，“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辟一方偏僻淨土，建一間精巧屋舍，獨居幽處，躲避塵囂，讀書靜思，怡養性情，後來也成為追求功名、附庸風雅者的一種時尚。
精舍內陳設簡單，用具能省則省，在一種獨處的環境中，讓人洗滌塵世間的煩惱，純潔心性，返璞歸真。與天地溝通、享受寧靜的同時，如果不時還有三兩知己暢敘，也不乏生命中的和諧美妙。道經中明確規定，靜室“不連他屋”，“不餘雜物”，“惟置香爐、香燈、章案、書刀四物”。精舍起初是道家之物，後來佛家也立精舍，《晉書·孝武帝紀》載：“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世說新語·棲逸》載：“康僧淵在豫章，卻郭數十裏立精舍，旁連嶺，帶山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這是一種精神追求，後人也有以心即精之所舍來代稱心。
廚房
衣食豐足的高門大戶人家，廚房是另外一個隱蔽的地方，是主人不常去的地方，因此與主人的宅院分院而建，大都建在下院、偏院。衣食住行，生活必備，有人類就會有住宅，有庭院就要設廚房。《禮記·玉藻》曰：“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又田獵之禮，一為千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兩千多年以前，就將有社會地位的主人與附屬傭仆類的廚子分別看待，實際上也就將正房、廂房與廚房的地位明確進行了規定。君子不殺生，雖說是迂腐之偏見，在古代卻也很有市場。《漢書·賈誼傳》載：“其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司馬相如在他的《上林賦》中談及：“庖廚不徙，後宮不移。”這些都是當時勞心者對勞力者的一種鄙視，將庖廚一類的匠人視做下人、粗人，也是迎合中國傳統文化中等級製度的需要。
在山西這幾十座宅院中，廚房的位置、構造並不顯眼，然而卻無不體現出“君子遠庖廚”的說教和偏見。在每一處宅院裏，廚房都與主人居處隔離，而且大都有高牆分開，一是為了避免主仆頻繁見麵，二是為了主人免受廚房不潔之視覺汙染。祁縣城裏的渠家甚至用高高的風火牆將廚房院與其他院落隔開，隻是到用餐的時候，仆人通過固定的夾道甬巷將飯菜送與主人用餐。靈石王家的廚房院裏，規矩則更加繁瑣，分成上中下幾等，不同等級的人走不同等級的門，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等級的餐廳用餐。繡樓上的小姐用餐，則可以從自己的居室側門直接步入用餐地方，避免與外人相撞，培養大家閨秀貞靜賢淑的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