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貨殖列傳》有“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的說法，也就是說，在財力積聚方麵，士農工商四民，商人居首，次則仕進，最後是工、農兩個階層，能夠修建豪宅大院的則是商人和官員兩個少數人的集團。富有者的消費內容，修建宅院是一個重要的方麵。晚清文人吳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45回裏寫道：原來揚州地方花園最多，都是那些鹽商蓋造的。揚州的富商興建館舍，招徠賓客，雕飾文采，窩藏優伶，成為揚州繁華的一景。建築物是金錢、科技、政治和文化的集合體，修建園林宅院的時候，商人們偏愛鬥富，同時宅院人衣飾、飲食、婚嫁以及娛樂方麵的消費，也是揮金如土，竭盡所能。這種消費，是長期以來中國富商大賈生活消費的一種通病。徐珂在《清稗類鈔》裏提到，平陽（今山西臨汾）亢氏為明清巨富之家，得闖王李自成的遺產，聚全國精華運藏一處，有如董卓之郿塢。李自成死後，所有乃歸亢氏。有一年，有人在亢氏宅第附近開設典肆，有人每日以一尊金羅漢典銀1000兩，三月之間，典肆資本將盡，大懼，叩問其故，回答說：“吾家有金羅漢五百尊，此三月間方典至九十尊，尚有四百十尊未攜至也。”典肆主人暗訪，得知為亢氏所為，取贖後匆匆收肆。像亢氏這類富商山西不下數十家，他們或者運用金錢交通王侯，或用來擴大自己的經營領地，其中一途便是修建氣派豪華的大宅院，傳之永恒。
山西商人實力增強是大院群落出現的最直接原因。封建社會中，百姓起宅造屋，既可以視為一個時代經濟發展與否的標誌，也可以是一個朝代處於末世政權控製力量相對削弱的表現形式。而明代商品經濟發展迅速，富有階層的人數增多，所以起宅造屋者與前朝相比要多得多。十五六世紀以後，起樓建屋者比比皆是，超標準的住宅大量出現。清道光《萬全縣誌》載，緊鄰直隸萬全縣的張家口廳，清初時有八大家商人，都是山西人，明末來張家口貿易。這八大家商人是王登庫、勒良玉、範永鬥、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八家大商當年情形如何，我們不能全知曉，然而在《清史稿》一類的典籍中留下了關於介休範氏的一些情況，使我們對當年這八大商家能有一些了解。介休範永鬥，助清兵有功，清軍入關後，順治帝賜範氏張家口房地，隸內務府籍貫，互市塞上。有了政府的支持，範氏的經營擴大許多。康熙初年清軍遠征準噶爾，範家輸米饋軍，獲利甚豐。康熙六十年（1721）清軍再次出師，範毓馪兄弟以家財轉餉，運費隻有官運的1/3.雍正年間（1723—1735）朝廷出兵準噶爾，範家兄弟再次承擔運送軍糧任務，運米百餘萬擔，較官方運輸節省銀兩達600萬之多。範家承辦山西澤、潞兩府和平陽府屬的洪洞等4縣鹽引，每年除繳納正課之外，還要向地方官署報效兩萬兩銀。雍正皇帝特賜範毓馪為太仆寺卿銜，章服同二品，以後累遷至正二品的天津總兵。後來，範家在為政府采辦洋銅的業務中開始走背，先是在戰爭中失米，後來又不能完成采銅協議虧欠官銀，直至抄沒家產。以當年範家的財力來說，蓋一兩處豪華大宅院不成問題。
明清時期山西多富商大賈，山西富商實力遠勝江浙商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皇帝南巡，途中與人談到：“夙聞東南巨商大賈，號稱輻輳。今朕行曆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係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良由晉風多儉，積累易饒，南人習俗奢靡，家無儲蓄。”康熙皇帝把山西人善於積聚財富視為山西多富商的一個主要原因。即便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不少人對山西商人當年的富有還在津津樂道。著名學者陶希聖，曾做過中央日報的主筆，1933年夏季，來太原住了三個月時間，回到北平後，寫下了《太原見聞記》，其中提到：“山西過去是很富的。富的來源是山西人在外省外國的商業和金融業。‘老西’以儉樸而長於計較著名，但是清末民初，票號為寧波、廣州的銀行幫擠倒了。俄國革命及外蒙獨立把那兒的老西打回來。‘九一八’的大炮把東省的山西商業破壞了。”陶先生提到山西往日的富足，也提到山西商人衰敗的個把原因，當然這是一鱗半爪。《清稗類鈔》中將光緒時資產在七八百萬兩至三十萬兩的山西大商列了一個單子：介休侯氏七八百萬兩，太穀曹氏六七百萬兩，祁縣喬氏四五百萬兩，祁縣渠氏三四百萬兩，榆次常氏百數十萬兩，太穀劉氏百萬兩內外，榆次侯氏八十萬兩，太穀武氏五十萬兩，榆次王氏五十萬兩，太穀孟氏四十萬兩，榆次何氏四十萬兩，太穀楊氏三十萬兩，介休冀氏三十萬兩，榆次郝氏三十萬兩。粗略估算一番，晉中太穀、祁縣、榆次、介休四縣的十四家富商聚集財產就在白銀三千萬兩左右。《經濟日報》副總編詹國樞先生，參觀了喬家大院後，寫下了《走進喬家大院》的文章，其中寫著：“雜貨鋪、茶葉店，生意興隆……錢莊、票號、當鋪、銀行，財源滾滾……當這生意興隆財源滾滾的創業者重新回到他那黃土漫漫的老家後，可以想見，他是多麼自豪，多麼興奮！他隻要拿出他那巨大資財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便可以建立起一個足以使整個莊子、整個縣城乃至整個山西、整個中國都羨慕的豪華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