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資納官既實現了富商大賈的政治理想，也使得商賈擺脫了修建宅第中的種種限製。康熙十三年（1674），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清政府開始削減西南藩王的勢力，為了彌補軍需匱乏，政府頒布一道捐納令，文職捐官始於此時。康熙本擬暫開捐例，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兵事之後，又有西安、永定河工以及青海兵事，捐納一發不可收拾。文職捐官可至郎中（正五品）、道員（正四品），武職可捐把總（正七品）、千總（正六品）直至參將（正三品）。雍正、乾隆兩朝，捐納成為科考之外的入仕途徑。富有的商人，慷慨解囊，出資買官，山西商人也不例外。太平天國戰爭期間，僅河東鹽商的捐資款就達二三百萬兩銀，報捐的主要目的還是買官取名。晚清時富有的票號商人踴躍為自己和家人捐官，平遙蔚字票號的首任經理毛鴻翽，為父親到玄孫的毛家5代31人捐得“將軍”和“大夫”銜。祁縣渠家從清代中期發跡，13世渠錫疇起，到19世的渠晉卿，其間7代人都有各種官銜，如奉直大夫藍翎分部員外郎、誥贈奉政大夫同知銜、鹽運司運同銜、藍翎同知銜、湖北候補知縣等。看起來似乎闔家上下都是政府官員，其實除去渠本翹、渠晉卿等少數人靠科考博取了功名外，家族中的絕大多數是通過捐銀買來的官銜，14世渠同海捐武德騎尉守備銜、守禦千總，15世渠應璜捐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直隸州州同，16世渠長瀛捐朝議大夫、鹽運使運同。大德通、大德恒票號財東祁縣喬致庸的幾個兒子，喬景儼捐花翎二品銜補用道員，喬景侃捐花翎四品貢生，喬景僖捐花翎員外郎。類似的捐官，不勝枚舉。
捐官與民居建築的規模等級關係最為密切。商人躋入封建政權行列的目的是什麼？那就是升官發財。長期的官僚政治，給予了做官的人、準備做官的人，乃至從官場退出的人，以種種社會經濟的實利，或種種雖無明文規定，但卻十分實在的特權。那些實利或特權，從消極意義上說，是保護財產，而從積極意義上說，則是增加財產。“做官發財”始終是連在一起講的。祁縣渠氏在17世“源”字輩時，家族商業如日中天，為了壯大聲勢，炫耀門庭，渠氏不惜重金，幾次捐輸，求取官職。渠本翹的父親渠源湞，一生捐資逾數萬兩，因此得到清朝廷的特別嘉獎。清廷視商家為錢財淵藪，威逼利誘，勸令捐輸；商人則視官方為交通之物，庇護之所，因而就出現了富商之家滿門皆官的奇特現象。富有者得到了政府的庇護，商業活動中的限製較從前少了許多，聚積財富更加便捷，因此明清時期的住宅文化中便滲透了官與商結合的一些文化特征。商人都希望取得一官半職，如此便在商海競爭中取得更雄厚的資本。一個商人家族中，若是有人捐得官職或是科考入仕，必然對外界張揚一番，以示其既富且貴的人生得意。而捐得官銜之後，擴建宅第的限製減少了，宅院才能修建得更闊大更氣派。過去民居建築中很少使用鬥拱，然而在清代山西民居中卻非常普遍。房主人如果是高官無可厚非，但捐官之製的推行，使得商民通過捐輸而得到了官職，這樣在修建居所時就可以享受到較高級別的裝飾權利，門臉闊大，院落眾多，藉此炫耀門楣，蔭庇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