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宅院群落的出現，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產物，是明清兩代特別是清代以來山西商民巨額資產積累的外在表現，同時也是商品經濟與封建政權緊密聯係、官商階層相互支持共同發展的產物。
可以說，明代以前曆代封建政權限製商人的政策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所以14世紀前，中國具有規模的建築物基本上都與政權和政治關聯。西周時期，各諸侯國都不能築城設防，但春秋戰國長期的戰爭紛擾，使得中央集權統治大大削弱，各諸侯國修城築門，征伐無已，禮崩樂壞，天下大亂。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帝嬴政滅了六國，一統天下，此後便大規模地“墮壞城郭”，“夷去險阻”，拆小城而建大城，留下了“萬裏長城”這樣的宏偉工程。秦以後的一千五六百年，學而優則仕，每個地方最好的建築物仍是公室建築和官員宅第，民間建築仍然受到極大的限製，富有者可以出資蓋建廟觀，興辦公益事業，卻不能隨心所欲修建自家的居室宅第。
宋朝以來，反對“重農輕商”的士人不斷增加。南宋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反對並批判空洞無用的理學，主張功利之學，提倡“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發展工商，流通貨物。葉適的言論代表了南宋以來一部分務實之士的思想傾向。明朝後期，重商觀念在山西、安徽、廣東的一些地方占據了上風，萬曆《新會縣誌·風俗記》載：廣東新會一帶，正德、嘉靖之前，做官的人回家鄉，不帶錢財兩袖清風者，鄉裏近鄰都前來慰勞，對其人品操守稱羨肯定；如果是貪官汙吏，則鄉鄰恥於相問。而這以後，情況發生明顯的變化，做官的人回家，如果一物不取一物不帶，鄉人就會譏笑其清白無物。16世紀初，人們還是以做官清廉正直作為判斷好壞的基本標準，幾十年之後，卻以資產多少來評價一個人的能力，這就意味著社會商品意識的增加。明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贄，公開以異端自居，對封建傳統教條和假道學進行大膽的抨擊，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見解，重視功利的思想顯而易見。山西柳林縣的一份《楊氏家譜》裏寫著：“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業……本業者，所身所托之業也。假如側身士林，則學為本業；寄跡田疇，則農為本業；置身曲藝，則工為本業；他如市塵貿易，魚鹽負販，與挑擔生理些買賣，皆為商賈，即商賈即其本業。”認為經商就是正當的事業，值得為之終生奮鬥，這是社會觀念的一次大轉折。正是在這種觀念指導下，才出現了一大批遨遊商海、牟取商利的商界精英。
清代以來，山西人經商最為普遍，門第幾代清白的山西籍大學士祁寯藻，早年閱讀《史記·貨殖列傳》有感，寫下了“大賈富一國，中賈富一鄉，小賈爭錐刀，亦能充蓋藏”的詩句。這位官宦書香門第出身的人，對時人經商並不輕看，認為商人的經濟活動對社會的發展關係重大。到了清代中後期，近代改良主義者鄭觀應在其《盛世危言》中大聲疾呼，商務活動事關國家興衰：“商務者，國家之元氣也；通商者，疏暢其血脈也。”“士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商則製造之物不能暢。是商賈具生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也。”也就是說，中國自古以來，農、工、士、商四民等級森嚴，而商民地位最為低下；明清時期，社會結構發生了大的變化，由於商業經濟的發展，許多人不再心甘情願地苦守清貧，不願在科考的獨木橋上皓首群經，他們勇敢地棄儒從商，堅定地走上了富國富民的經商之路。
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是個漸進的過程。明朝初期，太祖朱元璋出於掃清元蒙殘餘勢力和鞏固朱明王朝的政治需要，從洪武三年（1370）開始，在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的長城沿線，屯集重兵，駐守邊關，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又加太原、固原二鎮，合稱“九邊”駐防。政府鼓勵商人輸送米糧給邊塞軍隊，換取食鹽專賣，而控製鹽鐵山川資源的國家政權，視邊防軍情的輕重緩急，定期或不定期召商輸糧，解決邊地缺餉的問題。這項政策對相鄰九邊的省份更加有利，山西、陝西商人就是在“開中”之後，以臨近邊鎮的“地利”優勢，捷足先登，成為國家第一批有合法身份的官商。清代著名啟蒙思想家徐繼畬在其《誥封武翼尉周公樸齋八十壽序》中寫道，雁、代以北為古邊陲，保塞之民多貧瘠。在漠南漠北經商者，往來如內地。陝西北邊是河套地區，山西邊外是察哈爾、歸綏邊地，乾隆中期在內蒙設置七廳，行政上歸屬山西行省，三晉之人往內蒙經商服賈者尤其多。忻州人周樸齋，少時隨家人移至薩拉齊廳，15歲獨立謀生，“勤苦治生，粗能溫飽”。“不數年而少有，又不數年而富有。迨公年四十餘，已累貲巨萬矣”。“方公壯年時，勤瘁治生，冒寒暑往來塞外，手足皴裂，麵目黧黑，雖少藉先世貴基而繼長增高，皆由於拮據經營而來得之。亦不易矣。得之難，惜之必甚”。周樸齋思念故土，晚年回到忻州，築室修屋，與其兄複齋“白首同居，怡怡無間言”。宅院建好了，遂教諸子操文武業，次子周如南入州庠，以縣教諭候選；三子周召虎，道光癸卯科武舉人，議敘遊擊；周樸齋誥封武翼都尉，年已76歲。周樸齋一家成為晚清時忻州屈指可數的富室，並且被徐繼畬視為富人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