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飛來性特征明顯。因為上述原因，西部國有企業的建立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計劃的權威，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主觀意誌的產物，大量企業橫空出世，在西部地區布局興建、擴建，造成對當地經濟在某種程度上的破壞，甚至個別企業以“國營老大哥”自居，無論是物資供給，還是人員調整，均與當地黨政等無關，使得這些企業獨立於駐地大環境之外，與當地社會經濟的關聯度、融合度非常低，龐大的國家資本投入及其形成的產業規模對地方經濟幾乎沒有起到帶動作用，即使這些國有企業成功地在形式上建立了現代企業製度，也不可能有效地進行經營。
二、西部缺乏一批敢闖、敢幹、敢冒風險的企業家，思想觀念落後東部具有經商、重商的曆史傳統和產生、形成企業家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基礎；而西部地區則觀念封閉，缺乏形成企業家的環境。思想觀念落後，缺乏創造性，追求短期行為，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許多傳統與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相悖。表現在以下方麵：一是畸形消費與擴大再生產之間的矛盾。“穿在銀上，用在鬼上，吃在酒上”，過多耗費製約了擴大再生產，嚴重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二是平均主義抹殺了人們競爭的意識和商品經濟意識。如西南地區一些少數民族中普遍存在著共食習俗，一戶殺豬，全寨共食；一戶煮酒，全寨共飲；上山打獵，見者有份。三是重義輕財、輕商賤利的觀念嚴重。有人仍守著“養牛耕田，養豬過年，養雞養鴨為換醋油鹽”的信念，重義輕財，輕商賤利，甚至視經商和長途販運為恥。缺乏商品交換觀念。雖然在技術設備、資金、管理、人員、素質等方麵有一定優勢，但相當一部分國企不但沒有把優勢發揮，而且寄希望於國家給政策、給出路。缺乏眼睛向內、挖潛提效、走出困境的動力。由於經營不善，造成虧損，成為當地經濟的一大包袱。21世紀是人才競爭的世紀，然而，我國西部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的素質及任用機製的現狀不僅不能適應這種競爭的要求，而且也極不利於當前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按照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積極探索適應現代企業製度要求的新機製，把組織考核推薦和引入市場機製、公開向社會招聘結合起來……”《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十一、建設高素質的經營管理者隊伍”，載《人民日報》1999年9月26日。經營管理人員從本質上講，也是資源的一種，而且是最具活力的人力資源。按照市場規則對其進行配置，按照競爭的辦法來選拔任用，應為市場經濟的應有之意。目前，在西部地區，行政機關直接對企業領導人員進行考察任免的選人用人辦法，主觀因素較多，實質是援用計劃經濟條件下幹部調配管理的思路和模式，是不符合現代市場經濟基本要求的。對企業領導人員最重要的衡量標準——經營能力和經營業績等可量化和可測試性指標重視不夠。由於企業領導人員從市場中來，經過市場檢驗，又回到市場中去，經理人的選擇完全通過市場進行，由市場機製發揮優勝劣汰的作用。國家通過合同的形式確定與企業領導人員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企業領導人員完不成合同約定的經營目標，國家有權解除合同，使其回到經理人市場另行擇業。加之，由於缺乏公開、平等、競爭的程序，秘密操作的較多，透明度較差，容易導致暗箱操作和個人專斷。有權部門也順勢搞“權力尋租”“錢權交易”，致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企業腐敗之風屢禁不止。現代市場經濟要求建立全國甚至全世界統一開放的市場。在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經理人的選擇是全國性的，相當多的國家在世界範圍內選擇總經理。德國最大的國有企業——德國電信的當今總經理就不是德國人。據中德企業監管研討會資料，1999年12月，北京。正是由於經理人市場選擇範圍的廣泛性，才使一流的企業聘請到了一流的經理人才；正是由於一流的經理，創造了一流的業績。西部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主要靠企業家。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很多，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政府、社會、企業等各方麵的共同努力。但是，在相同的政策、市場等條件下，國有企業要發展，歸根到底要靠企業自身去贏得市場、去發展自己。企業必須有一個好的帶頭人或群體才能領導全體員工渡過種種難關，開拓市場，贏得發展，壯大自己。同樣是軍工企業，有許多企業的經營者缺乏市場意識和經營能力，在市場經濟麵前顯得手足無措，不能改變企業的經營戰略，固守老路，結果使企業步履維艱，出現大量虧損的局麵。西部有一大批企業不景氣，是由不稱職的企業家依然掌握企業所造成的。大量的國有企業廠長、經理不熟悉、不適應市場經濟體製和它的各個方麵，不理解現代企業製度，因此，有的企業家不讚成公司製的法人治理結構；相當一部分企業家不重視市場問題，不熟悉、不懂得使用現代管理手段和方法，不懂得資本經營，不懂得人力資源發展戰略，尤其不熟悉國外市場，不善於改進營銷管理，不關心企業經營的法律法規，從而這些名義上的所謂企業家實際上缺乏企業家能力，更缺乏企業家精神。
三、產業結構失衡
國有企業的改革必然伴隨著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必須與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所有製結構的調整完善結合起來。西部雖然已經進入初步的工業化階段，但是層次不高、發展緩慢，這表現在西部的三次產業結構及其變動上。據統計資料，1993年全國第一產業占GDP的份額為19.9%，中西部第一產業的份額高出全國平均水平6個百分點，高出東部9.5個百分點；而西部第二產業的份額(42.0%)卻居中部(45.5%)和東部(50.1%)之下，低於全國平均水平5.6個百分點，低於東部8.1個百分點。到了1996年，西部第一產業占GDP的份額為27.2%，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約7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占GDP的份額為41.7%，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約7.3個百分點。鄭江綏：“西北地區資本市場的發展狀況和問題”，載《西部大開發》，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91頁。可以看出，從1993—1996年間，西部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不降反升，第二產業發展滯緩，它們與全國平均水平間的差距也被拉大。也就是說，西部的產業結構不僅難見優化升級，而且進一步失衡了。從所有製結構看，西部地區國有企業比重高，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相對遲緩。據資料統計，西部地區國有工業產值的比重達53%，高於全國平均水平（34%）和東部地區（28%）。西部除四川（37%）和陝西（58%）外，其餘7個省區國有企業的比重均在70%以上，最高達84%。而包括股份製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在內的其他所有製形式，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僅有6.1%，比東部低10.2個百分點，比全國平均水平低7.4個百分點，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西部經濟缺乏活力、增長緩慢的原因。與此同時，西部地區能源、原材料比重較大，而其加工部分卻多在沿海地區。重工業過重而輕工業不足。陝、寧、青等省區的國有工業產值都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70％，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於工業。如寧夏，機械製造、冶金、石化、建築建材、醫藥、農副產品加工等均已形成一定的規模優勢，且擁有一批骨幹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和拳頭產品，如軸承、儀表、機床、鉭、鈹、铌、麻黃素、苦生堿等。西部省區提供的能源、原材料等低附加值產品被國家按不合理的指令性比價調往沿海地區，而沿海地區在獲得加工工業利潤的同時，又憑售出的工業製成品而獲取了商業利潤，由此使西部地區的資源優勢難以轉換為商品優勢。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發達地區在生產過程中將大規模地應用新技術，形成知識密集型企業，大大降低自然資源在投入要素中的比重，軟化自然資源的約束。一方麵，新材料工程的發展，使一些傳統生產所需要的金屬物質材料可用人工合成材料代替，如強化塑料管可代替鍍鋅水管；另一方麵，新能源的發現和使用也會大大節省不能再生產的有限能源，石油、煤等自然資源不再是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能源材料，如核電可以代替火電。由於對初級產品需求的減少，使西部地區作為主要產品的自然資源及其初級產品的價格下跌，使擁有豐富天然資源的欠發達地區在經濟上又失去了一大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