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體製方麵，西部地區是計劃經濟的重災區
從戰爭年代的國營企業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建設的老工業基地，都是典型的計劃經濟體製的產物，因此，西部地區計劃經濟的色彩更濃、國有經濟所占比重過大。經過“一五”和60年代的“三線”建設，國家在西部地區集中布局了一大批現代工業，形成了一批新興工業基地，這些企業全部采國有獨資的形式。西部地區國有企業和大中型企業所占比重大於其他地區。西部地區又是典型的國家布局型經濟，從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到政府的經濟管理活動等計劃性都很強，微觀經濟缺乏活力，表現最集中的就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經濟效益不高，有些企業經營相當困難，當年發展經濟的優勢已變成如今的劣勢，甚至成為當地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包袱。陝、甘兩省布有眾多國有大中型特別是軍工企業，以陝西省為例，其國有企業大多是在“一五”“二五”和“三線建設”時期興建的，軍工企業、輕紡企業和機械加工企業所占比重很大，而且大部分地理位置偏僻，債務負擔沉重。雖然黨中央和國務院采取了許多措施，西部各省也想了不少辦法，但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主要是財政困難，沒有資本金投入。企業所創造的效益基本上都以不同形式上交，無力自籌資金補充資本金，歸還原有貸款；進行股份製改造，因效益不好也無法吸引出資者。在此情況下，企業債務越來越重，無法自我解困，更談不上發展。另外，由於體製因素，長期以來，軍工企業的優勢也僅限於本係統內部，與地方經濟聯係不強，潛能得不到充分發揮。因此，軍工企業如何融於地方經濟的問題也日益凸顯。
五、來自入世後的壓力
隨著中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外開放將進一步擴大，外國資源性半產品的到岸價格有可能比國內產品的價格還低。現在人們提到西部大開發就想到要發揮西部的資源優勢——多開礦，但目前，在這種過剩經濟的環境和外國資源性產品對國內資源性產品巨大競爭壓力的情況下，增大了開拓國內需求特別是西部市場的力度。國內競爭的加劇，給增長依賴內需，但競爭處於劣勢的西部地區經濟又增加了壓力。同時，雖然我們已經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但在反傾銷方麵，美國還將繼續在反傾銷訴訟中以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對待我國，除非我國能滿足美國反傾銷法的規定獲取市場經濟地位。協議生效15年內，如果被調查的我國生產企業能夠證明其所屬行業在產品的製造、生產、銷售等方麵完全按市場經濟規律運作，美國將采用我國產品的國內價格或成本來確立正常價格；相反，美國則采用其他方法來確定產品的正常價格。這是無視我國市場經濟改造的現狀，對我國企業是極不公平的條款，但又是我國企業不能不麵對的一種客觀現實。因為不僅美國，多數的發達國家也都持此態度。因此，我國國企的改革，一定要從市場主體適應WTO規則的角度去考慮，真正向企業獨立自主、自行定價過渡。西部地區的有關部門，應通過技術創新，引導企業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嚴禁惡性壓價競爭；建立出口價格協調機製，弱化出口優惠政策及措施，特別是調整出口退稅、獎勵、留成、晉升等一係列公開的、不公開的製度；強化反傾銷應訴機製，策略對待美國為首的“一國一稅”對我國企業的不利影響。
六、金融因素的影響
在金融方麵，東南沿海地區在信貸資金、企業上市、資本市場等方麵享有優惠政策，使東部地區的投資效益高於西部，導致了本已捉襟見肘的西部資本大量外流。
七、西部國有企業改革人才缺乏
人力資本結構不合理，人才總量不足，分布失衡，浪費嚴重，人力資本結構和分布不合理。在西部，有一個突出的現象是：一麵是人才的緊張和匱乏，一麵又是既有的不少人才正被無謂地閑置和浪費，西部地區的某些地方還聚集著一批高素質的科技人才，比如綿陽、西昌、酒泉等都是科技城，西安、重慶、成都也聚集了大批人才。由於用人機製和環境問題，這些人才卻沒能得到充分利用。人不能盡其才，才不能盡其用，造成了人力資本與物力資本雙重閑置現象，使得在西部國企改革中優秀的經理管理人才及技術人才缺乏。西部人口中貧困人口眾多，集中了全國貧困人口的大部分。貴州、廣西、雲南、西藏等都是貧困人口眾多的地區。人們生活的貧困與經濟發展形成了互相製約的惡性局麵。經濟落後導致人口貧困，而人口貧困又使得人力資本投資不足和人力資源質量低下，反過來又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因素。有研究表明，過去十年中，西部省份的經濟指標與東部省份的差距越來越大；西部的貧困導致教育和衛生投入嚴重短缺，從而使得西部人力資本極為匱乏。因此，如何有效地開發人力資源成為西部國有企業的當務之急。
八、民營企業發展緩慢也製約著西部國有企業改革的發展
由於市場化起步晚，以及地處西部內陸所導致的政策、觀念等的滯後，從而使西部地區大部分省區的民營企業發展緩慢，缺乏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有力推動和支撐，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發展緩慢導致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改革中出現的職工失業下崗、經濟貧困問題難以得到解決，而這些問題僅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本身難以消化和解決，同時國家和各級政府的財政也難以負擔。這就造成了一方麵國有企業難以快速轉製，另一方麵整體國民經濟也難以取得較快的發展。而在我國沿海和經濟發達地區，非公有製經濟的快速發展為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消化和減震環境。
九、社會保障製度不健全使得國有企業改革舉步維艱
企業富餘人員的分流和安置困難較大，這是西部國有企業改製中企業提出最多、最頭痛並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一方麵，由於民營經濟發展極慢，創造的再就業機會很少，再就業渠道狹窄，加之許多民營企業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障體係，使原國有企業職工不願到民營企業再就業；另一方麵，許多非國有企業不願使用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下崗職工在再就業的過程中甚至競爭不過農民工。這樣，大量職工集中下崗後的安置和再就業十分困難，嚴重製約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此外，國有虧損企業拖欠職工工資、生活費、集資款等現象十分突出。這些都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集體上訪和一些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嚴重影響著西部國企改革的進展。
十、企業改革中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衝突較大
西部國有企業較高的資產負債率使得國企改革中各方的矛盾異常尖銳。首先，國有資產出資者代表(政府)與企業現任經營者的矛盾突出。矛盾主要發生在兩個方麵：一是政府對企業改革、改製態度很堅決，行動很積極，要求很迫切，而企業經營者為了保“位子”和避免矛盾，采取消極應對態度，不願主動推進改革；二是在企業改革、改製的具體方案上分歧較大。例如，對於剝離企業的辦社會職能，企業認為政府在接手社會職能機構時的要價很高或者本應由政府承擔的一些費用政府不承擔，有的企業就不願剝離其社會職能機構或者剝而不離。另外，企業隻願剝離和交出運行狀況很差、前景不佳的部分，而政府隻願接手運行狀況很好、前景樂觀的部分，雙方的談判十分艱難。其次，職工與企業經營者之間的矛盾較大。通常企業現任經營團隊更希望起到主導作用，並往往要求持有較多股份，而職工反對企業現任經營者持大股的情況比較普遍，這一矛盾在經營現狀不錯、前景較好的企業中表現尤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