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唐代太宗因為善待儒門，即使他殺兄逼父也隻是說他大義滅親而已，康熙乾隆離明朝數百年，卻沒有明朝之鼎盛，卻被後世記得其泱泱之功勞，這就是儒門的筆伐言誅，可見其之可怕，中國不怕任何敵人，就怕從中的思想敗壞。
而嶽麓書院在以前的另一個偉大之處便是“會講”製度。所謂會講是嶽麓書院的一種學術活動，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範圍裏進行探討和論辯，學生也可旁聽，既推動了學術又推動了教學。想想看，聆聽大師們精妙的語言，體驗“思辯”的樂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對於老師，對於學生，都是一件多麼高尚，多麼快樂的事呀。這樣自由、開明的學術氛圍，在中國文化史上並不多見。當年學院舉行“朱張”會講時， 道林三百眾，書院一千徒，就學者更是座不能容，飲馬池水立涸，輿止冠冕塞途，想象當年這些鮮活而熱鬧的情景，便是今天看來，依然是一件令所有文化人感動激動和愉快的文化盛事。
從這些看來，嶽麓書院的思想當時就已經超出了其他三大書院之外，就好似到現在都沒有確定的北大校訓一樣。
北大盛傳的校訓有兩個，第一是為人所熟知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第二個便是愛國 進步 民主 科學。沒有校訓或許是一個遺憾，但是，作為北大，沒有校訓，卻充分的體現了個人發展空間，或許你可以選擇格物致知，也可以選擇修身齊家，更可以選擇治國平天下，這正是北大的精神所在，如果硬是要給一個校訓，那就是解放思想，與當初孔子的大道至簡，讓後人不要去複製，而是用自己的實踐去反駁是何其的相似，一個隻能複製的北大，絕對不是中華民族之福，更多的是解放思想，勇於去創新。
聖人留下聖言就是讓後人去打破，去創新，去破而後立，也許這就是聖人真正的思想，而現在的引領中華民族學術的儒門好似早就失去了這些，從儒家主事者張羽，在到現在的孫思成，哪一個不是固守己見，他們從未想過去突破這些條條框框，為自己的思想迎來一次解放。
他們隻是把聖人當成神，當成天地一般的存在，去供奉著，成了忽悠人的本錢，但他們想不到的是他們忽悠別人，首先忽悠的就是自己，他們所走的路，永遠都是複製，照本宣科，而不是解放創新，聖人的東西都讓他們給糟踐了，最可怕的是他們還引領的學術，讓所有人都跟著他們去做。
書院的偉大之處，在於教育回歸純真的目的。從精神層麵講，學院期望通過教育恢複人性、激發人性更善、更美的一麵。正如朱子所說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複於善或唯學為能變化氣質耳。
從文化意義上講，學院要求學生讀書有良法，研習經史子集，通曉時務物理，注重道德規範，從而明理有為,而這一切就在於兩個字突破，在簡單點，就是解放，在說簡單點，就是正與反。
讓人尊崇傳統的文化堅守，聖人的道理，又有與時俱進的明智變通。在學術方麵，宋明時嶽麓學術以朱張之學為宗，清代時則主要傳授儒學和漢學，而清末維新變法思潮興起時，書院也開始了新學的傳播。簡單的概括就是永遠也不落後，所以那句惟楚有才，於斯為盛您不是一句空話，也不是一句自誇之詞，而是真正的相形宜章。
縱觀中國文化史，這樣的書院真是“獨此一家”，它集天道、地脈、人緣、文氣於一體，樹人無數，興盛千年，這是中國文化的幸事，也是湘南人的幸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恰是因為這座書院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和力量，湘南人的“興邦人傑”才會如此密集，這般茂盛。 反過來又是因為這一點，書院門的楹聯，才可以懸掛得這般端正這般大方。
“生不逢時，奈何奈何。”嶽麓書院再次迎來了盛會，但卻不在如往日一般，開明，解放，完全是一群利益家，在為自己盤算的會議，算不上所謂的論討，因為這隻是一家之言而已。
一旁的一個中年人看著眼前的嶽麓書院，看著那副楹聯深深的低下了頭，他的嘴上隻是連連的感慨與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