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間，隱存著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門前懸掛有一副楹聯，上曰惟楚有才，於斯為盛，這就是嶽麓書院。蒸蒸日上的長雲市，演化著一場大變革，而此中的變革演化正是在這千年的學府之內。
這塊令人驕傲了幾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會覺得太過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會默然承認，這座靜靜的庭院實在是有這樣的資本。單就清季以來，書院便培養出17000餘名學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唐才常、沈藎、楊昌濟、程潛等，那一個不是一等一的傑出人物？
幾百年來，書院人才輩出，經久不衰，絕非偶然。無論立院之根，處世之本，還是講學之道，育人之術，書院都有它的偉大和神奇之處。
嶽麓書院的精神坐標和價值體係，受唐時湘南人周敦頤影響甚大。所謂吾道南來，原是濂溪正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江餘波。
周先生主張在學術思想上要由自己的特色和主張，一是強調以性為宇宙本體，從人性、物性中尋求萬物所共同的性，是重踐履，倡經世務實學風，反對離開實用空說性命，是不偏一說，主張融彙眾家之長。這一切，都為嶽麓書院紮下健康而茁壯的文化根係，以後的枝繁葉茂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這一切都要歸功於儒門，後世儒家弟子也並不隻是那些堅定與自己成見的腐儒，更多的是經久不衰的正氣浩然，正如嶽麓書院存在的浩然之氣，可以毀滅書院之根本，但教化在人心中的正氣，卻浩然長存於世，而朱熹等人就是這其中的另類。
學院繁榮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學院善於找到與理想與現實，特別是與統治者妥協的平衡點。在保持相對學術獨立性的同時，又積極尋求官方的認可和鼓勵，這實在是一個聰明的做法。學院在理性地認可現實統治的基礎上，很明智地把持著辦學的自由和學術的方向。於是，曆代統治者多有褒獎，學者也終有了一個相對言論自由的學術平台。北宋真宗皇帝召見山長周式，頒書賜額，書院之名始聞於天下，有瀟湘洙泗之譽
南宋張式主教，朱熹兩度講學。明代中後期，明世宗禦賜敬一箴，王陽明心學和東林學派在此傳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愛國主義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學，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別禦賜學達性天和道南正脈額。
而這與後世主流儒家弟子倡導的君為主，民為輕剛好相反，那時候的一些儒家弟子雖然沒有拋棄儒家的正統思想，卻也懂得不是迂腐的跟著聖人學，而萬立命為根本。
修身齊家治國明天下，這句儒家至理真言任何人都無從反駁，但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路，對其理解也不同，而在張式朱熹乃至王陽之等人卻理解出了不同於後世儒家墨守成規，不敢反駁聖人觀點的主張。
儒家聖人孔子講君為君，民為民，是對上輩尊重的意思，人既然為君，那就有其獨到之處，無論如何，身為臣子都應該奉公守法，與配合其施政，同樣儒家也講仁，講孝，講親，如果為君者忤逆天下孝道，忤逆萬民之仁道那就可以攻而伐之，所以孔子當初所說所做，隻是被後世大多數儒家弟子誤解，隻會學，而不敢反，人若是沒有反抗的心理，永遠都不可能明白人生到底為何，聖人到底說什麼，而人若是逆反之思維，那就可以真正參悟到大道，聖人之決斷。
就如同現在讀書一般，隻會讀死書，即使考上大學，讀到碩士博士，乃至教授，但人若是無任何逆反之心裏，將聖人之書熟讀於心，隻懂得那些膚淺的道理，那麼人生就如同複製一般，複製了別人的路，在套在自己身上，變得不倫不類，人可以複製別人的，但一生中若是隻會複製，而不會逆反著去超越，那活著的永遠不是自己，而是在走別人的老路，而這路絕對不會超出你所複製之人的成就之外。
聖人為何要將警世之語說出口，為何大道至簡？隻因為他想用最簡單的話語去表明最為簡單的道理，一個正字，蘊含了很多，一個孝字蘊含的千萬文字都無法去解釋的事實，這就是簡單，如果隻是複製了正字，表麵或許能正，但在心中卻永遠都不能讓其超脫出這個字之外，正？真的隻是那麼簡單麼？或許其中還有反的意思，沒有反，為何有正呢？
眾所周知，嶽麓書院自創立伊始，即以傳播學術而聞名於世，對理學的傳播和發揚尤為突出。對於理學，今人依然存在著明顯的偏見，總會輕易扣上唯心主義的大帽子。
其實，哲學世界，絕非唯心唯物劃分這麼簡單。這些艱深的思辯命題，就是留給後世用實際行動去解答的根本。
先賢們勇於對世界進行多樣的思考和深刻的了解，自由討論，平等交流，這種精神和氣氛在當時之中國實在難得。至於後來理學走向官樣文章，那就不是讀書人的事情，而是那些政客的事情了，自古都如此，儒家講究正，可惜後世大多數儒家弟子卻智慧以偽正為名，打著造福天下的旗號，卻掛羊頭賣狗肉，凡是敢於反駁的的人幾乎都橫死，即使皇帝也沒例外，秦始皇就是一個例子，那樣偉岸的君主硬是被說成了是暴君，朱棣也是，那些所謂的讀書人隻是追著他造反的壞名聲，卻沒想過他為大明朝，乃至後世子孫所撐起的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