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當國體討論甚形猛烈之際，政府恐因是發生事端，深為憂慮，再三電詢各省文武官員，能否保持地方秩序，各省複電，每謂苟從民意解決國體問題，則各省皆可負地方治安之責……今各省特加注意，十分防範，斷無可慮之事。其本國法權不到之處，尚望各友邦政府協力取締，如斯則亦無造亂之餘地”。但日本則把這種答複看作為拒絕，深致不滿，而幹涉之意也日益明顯。11日，袁政府又一次向四國表示：“萬一在本國突出意外之事變，無論何時，本政府之權力，足隨時消除之。”12月15日，是袁世凱承認接受帝製位後的第四天，日本忽又邀請英、法、意、俄共同作第二次警告，口氣比第一次嚴厲，但是袁世凱的帝製活動依然沒有停止。25日雲南起義消息傳出後，反袁形勢頗為緊張。這個時候袁世凱已經意識到事態發展的嚴重性，更感到日本在中國問題上超越列強的特殊地位，如不給日本更多的滿足，就難以換得他夢寐以求的皇冠，於是袁世凱決定一麵“戡亂”，一麵又擬派農商總長周自齊為特使到日本祝賀日皇加冕，以贈勳為名，去出賣主權。據說周氏去日就帶有取締在東革黨及商議早付鄭四鐵道借款之任務。而且袁世凱請求日本承認帝製所提出之交換條件，確已由國務卿、外交總長示意於日本，其內容如下，吉林全省割歸日本；奉天司法權讓與日本；津浦鐵路北段割歸日本；天津、山東沿海一帶海岸線割歸日本；）中國財政聘用日本顧問；中國軍隊統歸日人教練；中國槍炮廠由中日合辦。以上隻待日本政府許可後，便可簽字。正當袁世凱滿懷希望的時候，因與大隈密談的安排敗露而引起英、俄等國不滿，使日本大為惱火。1月15日，日本突然拒絕特使赴日。據日本當時各報紙披露，被拒的理由是：“中政府揚言，俟周使歸國，實行帝政，頗啟列國猜疑，中國南方亦有賣國使節之目，日政府甚深迷惑。二謂將廢棄之共和國勳章，未便再贈日皇。”這種拒絕意味著日本已對袁世凱絕望，不願再支持這個將對自己有害的奴才了。當時負責對日交涉的曹汝霖趕忙寫了一篇文章向日本獻媚，力圖維持原來的主仆關係，文中無恥地說：“中國與日本有如少年之情人，在最初時期則互相戀愛，繼則齟齬，至成為夫婦之時，則所有誤會之點皆掃除淨盡，而得愉快和平之家庭焉。現兩國已經過第一時期，若以相當之方法消除雙方之誤會，則兩國將來必能開誠布公，融合意見，互相提攜聯絡。故吾人宜竭力增進兩國和好關係，庶遠東之和平可永建於不朽之基礎焉。”21日，日本更正式通知袁世凱政府駐日公使陸宗輿，謂：“……原來貴政府欲改帝製，本係保證無亂，今明明雲南有亂，竟於此時斷行帝製，無視友邦勸告，則中政府之責任甚大，日政府當然不能承認”。除此之外，日本又同時在中國扶植各種反袁勢力。日本外務大臣後藤新平在其所著《日支衝突之真象》一書中稱：“……各事件如中國革命黨在上海企圖奪取肇和巡洋艦事件、山東舉兵事件者，均可視為我國政府鼓動中國反袁運動政策之證據……我帝國政府既欲擁護肅王正滿洲大位，並利用宗社黨在滿洲起事以推倒袁世凱……”其說雖不無誇大之嫌，然製造敵對勢力以紛擾中國之事實，卻由此可見。其他又如幫助梁啟超由申入桂，在山東操縱中華革命黨之反袁軍等等事實，都足以說明日本這種兩麵政策。袁世凱原認為日本是惟一可乞援的主人，但他逐漸發現日本是在為他製造難題。日本對帝製態度的變化，對袁世凱是一個極大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