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黨原來是袁世凱的幫閑黨，他們本是忠心耿耿於袁世凱統治的，在攫取大總統寶座和鎮壓“二次革命”中都是奔走效勞者。他們對於帝製並不反對，甚至是讚成開明專製的，對於袁世凱的帝製曾從側麵提出過更為“穩妥”的辦法，但卻已不能為“急不暇待”的袁世凱所接受，而當籌安會出現後，他們看到反袁聲浪日高，帝製成功希望渺茫，為了搶奪反袁旗幟，保存派係力量，於是，“進步黨”的首魁和理論家梁啟超就搶先發表了一篇題為《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反袁文字。由於帝製的不得人心和梁啟超在社會上的已有聲望，遂使此文傳誦一時，產生廣泛影響，梁啟超也一變而為反袁健將。他在文章中表明他的態度是：“生平持論，無論何種國體皆非所反對”。又說：“吾儕立憲黨之政治家，隻問政體、不問國體”，“故以為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不可也。”這就是進步黨所希望的“以共和之名，行專製之實”的主張。但是袁世凱在這時要的是“名實相符”，要的是“皇冠龍袍”，當然不會讚成進步黨這種需要“稍假歲月”的辦法。袁世凱的操之過急的辦法，進步黨意料到會有人起而反對的，也意料到國民黨是會反對的。這時，進步黨已從民元以來所遭到的那些屢被遺棄的臣妾命運中開始“覺悟”了一個問題。梁啟超檢討了過去的“曾無尺寸根據之地，惟張空拳以代人呐喊，故無往而不為人所劫持，無時不為人所作用。”如果在現在全國反袁勢力高漲時“不自樹立”，那將會被別人占先，到那時“我為牛後，何以自存！”同時中華革命黨的一些作法和主張，在進步黨看來，終究還是過激了些，因此為了免於再蹈過去覆轍，去為人“牛後”，那麼與其讓與中華革命黨執此“牛耳”，不如由自己再來一次政治投機，以控製反袁局麵自求“樹立”。於是，便想聯絡西南軍人，策動軍事倒袁，以力爭反袁聯合戰線中的領導地位，但它並沒有達到這一目的。所謂“進步黨”或梁啟超發動和領導護國戰爭的觀點很大可能是由於梁啟超所作輿論的錯覺。
“二次革命”之後，各種政治勢力的鬥爭更加錯綜複雜。作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革命派，在鬥爭中表現了軟弱性，他們沒有明確地代表人民利益的東西，故而便逐漸失去了人民的信任。雖然他們也在反袁鬥爭中起過一點積極的作用，但無力作為廣大人民群眾的代表站在鬥爭的前列。當時的無產階級雖然在逐步壯大，但還不夠壯大為反袁運動的領導階級。於是，這場反袁鬥爭便出現了這樣的形勢：運動既是廣泛的，但卻又缺乏真正人民革命的力量，它在反對袁世凱破壞共和、複辟帝製方麵，是有積極進步意義的。它是一次挽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維護革命成果的鬥爭。
針對封建軍閥竊取辛亥革命的成果，進行複辟帝製的現實，作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的一些知識分子，也曾發出了呐喊。他們極力抨擊封建製度，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他們指出，民主與君主不能兩立，自由與專製不能並存，他們怒斥當時的“籌安之徒”與“複辟之輩”是“國家之叛逆、國民之公敵”，對於這樣的醜類，必須毫不妥協地“誅其人，火其書，殄滅其醜類，摧拉其根株，無所姑息，不稍優容。”他們的這些活動在當時顯得微弱的，但是反對封建軍閥的鬥爭中也加入了一份力量。
列強對“帝製”態度的變化
隨著“洪憲帝製”的日益公開化和反袁形勢的日益高漲，列強對於“帝製”的態度也有所變化。
英國本是袁世凱政權的積極支持者，不過在歐戰發生後，已把大部分力量投入到戰爭中去，無暇顧及東方。因此它對帝製始終有著一種擔心的情緒：在帝製將實行時，它擔心是否會有內亂，如果沒有“內亂”，則帝製隨時可以實行；在反袁形勢開始滋長時，它又擔心帝製會使時局反因此而愈惡。在日本於1915年10月、12月先後兩次提出勸告時，英國雖然參加了共同行動，但所抱目的卻與日本有所不同，它希望袁世凱能停止帝製，如果不能停止，也希望袁世凱有自信可以安穩達到帝製的目的。總之，英國希望中國最好在這個時候不發生變亂，那麼日本的勢力便不至於過快的擴張，自己在華的利益也不致損失太大。
美國在支持袁世凱政權的問題上，比英國表現得尤為堅決。它一直積極支持帝製，拒絕參加日本對袁世凱提出勸告的行動，理由是帝製不妨害外國在華利益，所以不能“幹涉”。換言之，帝製與美國的在華利益，乃是一致的。在舉國一致反對帝製，而袁世凱已正式宣布延續帝製時，美國於1916年4月7日又與袁政府的駐美大使顧維鈞簽訂了一項500萬元的借款合同，想使袁世凱得以苟延一時。美國對於袁世凱中途延緩帝製的作法，也是深表遺憾和惋惜的。當時的美國公使芮恩施在後來出版的《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外交官》一書中，批評了這個延期決定是錯誤的，“假如袁和他的謀士們在這時敢於大膽地公布帝製，那麼列強中有好些國家的承認是可能跟著而來的”。這充分地表明美國的態度是要堅決與中國人民為敵到底。盡管如此，全國人民的反袁怒潮是不可遏止的，使美國也沒有辦法維持袁世凱及其政權的繼續存在！
日本對帝製態度的變化是列強中最出袁世凱意料之外的國家。它對於帝製一直是采取兩麵政策的。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的《黑龍會備忘錄》中有一段很能說明日本朝野這種對華政策和陰謀的記載，其中說：“中政府之保持共和形式，乃中日同盟前途之障礙。何則？共和之主旨，及其人民社會上道德上之目的，與君憲國絕然不同；其行政與法律，亦相抵觸。若日本作中國監護人，而中國一一模仿日本，則兩國遂可彼此盡力解決遠東問題，而無不一致不同意之處。故為再建中國政府起見，為保持遠東永久和平，及為實現日本帝國政策之成就起見，我日利用目前時機，變中國共和政府為君主立憲，使與日本之君憲一致，而與他國各不相同為起點……變更中國政體，實再建中國時所當采用惟一之主義。且現時亦為我日鼓勵革黨及其他不滿於中政府之人物。在中國起事之良機，現在此等人不能肆誌之原因，乃因資本之不足。若帝國政府能利用其資本之不足，假以借款，唆以起事，則中國全國，大亂立見，我日於此，乃可起而幹涉並整理之，吾人當容納中國革命黨、保皇黨，及其他不滿中政府之物，以擾亂全中國之地。其全國既擾亂，而結果乃推翻袁政府。”在這個陰險目的指導下，在袁世凱帝製進行的過程中，日本一麵對袁閃爍其詞地作些似是而非的暗示以鼓勵和慫恿“帝製”，一方麵又密謀扶植敵對勢力以乘機掠取權利。1915年9月間，帝製已公開實行，日本即表示要幹涉，並決定向袁政府提出三點詢問，即！究否改製；是否可保平和；與日本如何提攜。袁世凱為向列強表示自己的忠誠和能力，曾在25日、27日先後向日本及英、俄、法、美各國密告實行帝製。主要說明“此次改變，出於全國人民一致之意願，政府順從民意，秩序必不至擾亂，據各省文武官吏文電，均謂體察地方情形，必可維持治安，全國人民期望，不過為長治久安之利樂。”28日，日本邀請英、俄兩國公使，共向袁政府提出口頭詢問，其中說：“……今觀各地之情勢，外觀雖似各地對於帝製之實現反對不甚激烈，實則反對之感情廣為醞釀，不安之形勢彌漫於各地……茲對中國政府先告以中國今日之情況最堪憂慮，敢問果自信不致發生異變而得平穩定實現帝製耶……決以友誼勸告大總統善顧大局，延緩其變更國體之計劃”。這種公開而正式地表示幹涉，是既隱伏了日後向袁世凱索取權利的餘地，又可借此博取反袁派的好感，以待時機。袁世凱為表明自己還是有用的奴仆，就在11月1日對這種勸告作了答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