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這一番準備，12月31日袁世凱下令改次年為洪憲元年，準備正式登極。
第四節 護國運動起怒潮，洪憲帝製彈指空
假如袁世凱和他的謀士們在這時敢於大膽地公布帝製，那麼列強中有好些國家的承認是可能跟著而來的。
袁世凱的倒行逆施早已被人所深惡，雲南的討袁鬥爭一開始立即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
有些地方軍閥依違其間，繼續置袁世凱於爐火之上，不啻為袁世凱注射強心劑。
袁世凱在宣布撤銷帝製後，並不甘心於自己的徹底失敗。
一切已經無法挽救，獨夫的末日已經來臨了。
袁世凱在萬眾唾罵之下，極度難堪地死去，結束了他可恥的一生。
反袁聯合戰線
在袁世凱積極推行“帝製”的同時，中華革命黨、國民黨溫和派、進步黨和發動護國戰爭的西南軍人，在反對袁世凱的共同目標下，出現了反袁聯合戰線。但它們在反帝製鬥爭中卻包含有不同的態度。
中華革命黨是“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孫中山在日本集合了國民黨的激進派而組織起來並有別於國民黨的一個政黨。它成立於1914年7月8日。目的是在“二次革命”之後繼續進行倒袁活動，重新建立革命政權，並企圖恢複同盟會的革命精神。但是，這時的中華革命黨不僅在群眾中已經沒有辛亥革命時“同盟會”所有的那種威信，而且本身也存在相當嚴重的弱點：它鑒於過去內部分裂的教訓，而使自己成為一個狹隘的秘密結社性質的組織；它不僅沒有提出與黨外人士合作的辦法，而且還在黨員中劃分了嚴格的等級，如在黨章中規定：“凡在革命未起義前進黨者，名為‘首義’黨員；凡於革命軍起義之後、革命政府成立以前進黨者，名為‘協助’黨員；凡於革命政府成立之後進黨者，名曰‘普遍’‘黨員’。這些名目不同的黨員日後將成為不同名目的公民，而享有不同的權利，如‘首義’黨員，悉隸為‘元勳’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將隸為‘有功’公民，能得選舉及被選舉權利；‘普遍’黨員，得隸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這種用個人利益來吸引黨員的作法，不僅造成政黨與人民群眾分離，同時也造成政黨內部的不一致。它在組織問題上，強調直接服從孫中山個人，即所謂“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把是否服從孫中山看作是否革命的標尺。並在入黨手續上采取了會黨很多落後而具有強迫性的辦法，因之就使一部分原來是國民黨黨員的人拒絕參加，其中有些更跑去為進步黨搖旗呐喊。它在黨章上雖然規定了反袁的綱領，但卻沒有提出反對袁世凱等所依附的帝國主義的綱領。這些都是中華革命本身所存在的弱點。中華革命黨在反袁的實際行動上也有一定的缺點：它一方麵相信軍事冒險，而不是真正的深入組織民眾；另一方麵又把戰勝袁世凱的希望寄托在列強操縱中國的政策上，主要是想依靠日本。中華革命黨先後在1914年6月10日在蘇、浙各地起義，1915年12月又組織上海肇和軍艦的起義，結果都失敗了。同時派往山東、陝西、四川、雲南、廣東、江西各省活動的黨員也都側重於聯絡軍隊。任何一個革命行動，如果要是沒有廣泛的群眾運動，要想得到成功，那簡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中華革命黨無論是綱領、政策以及它的實際行動，都沒有明確的代表人民利益的東西。因此，它的背後也就看不見什麼可靠的支持力量，而使本身隻能成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小團體。在反袁鬥爭中，雖然態度相當堅決，為護國運動作出了可貴的貢獻，但終究未能成為反袁聯合戰線中的領導力量。
國民黨溫和派的主要人物有李根源、鈕永建、陳炯明。他們也是在國民黨被解散後逃至日本的，但是他們在孫中山組織中華革命黨時，因反對其中的某些規定，而站在中華革命黨之外。他們也沒有什麼正式組織。對於袁世凱統治並沒有仇恨，不主張“急進”，而主張“緩進”。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時，李根源，鈕永建等28人還曾發出通電，要求停止革命行動，“一致”對外，對於袁世凱的集中權力起了聲援作用。後來，他們才有所謂“歐事研究會”的組織，其中有些人是想借此作為日後政治活動的基礎，而其中竟有人主張擁護與革命毫不相幹的岑春煊來做領袖。在袁世凱帝製完全公開進行時，歐事研究會漸向國內活動，與國民黨殘留在國內的國會派和進步黨聯合，參加了反袁聯合戰線。這是在反袁戰線中為進步黨搖旗呐喊的一個不倫不類的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