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蓮：我希望你了解我從一開始所說的話，除非條約變更，我們無法維持和平。我國人民不能在中國的現狀之下維持條約。
包令：我非常同意麥蓮先生的意見，我們必須加強我們的聯盟，否則我們的商人就會力主擺脫現行條約的拘束。
吉爾杭阿：我同意修約是十分合理的……
麥蓮：我們的商人，隻有在中國買貨的機會，沒有賣貨的機會。吉爾杭阿：你的話是很合理的……
布爾布隆：現行條約是並不符合目前局勢要求的，我向葉欽差提出過，但不能得到任何滿意的解決，因而我不得不求助於北京。
麥蓮：我們已經決定到北京去，理由是上海離京城太遠。
吉爾杭阿：那是近得多了，但是你們不會有像我這樣的一個朋友來幫助。包令：我們希望你同去。
麥蓮：我在給皇帝的信中一定提到，你已經在上海做到你所應做的一切了。吉爾杭阿：你對我太過獎了……
麥蓮：既然我們已經告訴我們的政府說我們正要前去，如果現在我們竟然在這裏等待，這是辦不到的。除了到北京去而外，實無其他辦法。
由於受到三國公使的恫嚇，吉爾杭阿也隨著逼迫鹹豐皇帝：“夷情狡詐暴戾，曆觀成事，凡有所求，必得乃止。”對此，鹹豐皇帝一邊責怪吉爾杭阿，一邊又令吉爾杭阿“相機籌辦，示以撫綏之恩，折其虛驕之氣，俾不至更萌妄念，方為妥善。”同時，他還命令臣下對三國公使來津嚴加防範。
包令和麥蓮遂各自乘坐本國兵艦，虛張聲勢地繼續北上。惟獨布爾布隆借口所乘坐的兵船“貞德號”需要修理，不願失掉身份去坐一艘懸掛著別國國旗的軍艦來完成如此重大的使命，隻派了哥士耆攜帶公函，隨英、美公使北上。其實，布爾布隆所以停止北上是因為他確信此行不會撈到什麼好處，另外，他對包令的有些做法也並不完全讚同。對於布爾布隆的借故不合作，麥蓮似乎並不在意，可包令卻耿耿於懷。他堅持認為布爾布隆無論如何也該與英、美公使一同前往，不應有任何不合作的表示。包令深知清政府一直試圖利用西方各國之間的猜忌、摩擦來瓦解、破壞修約行動。另外他還得到倫敦的指示，要他與法國駐華公使密切合作。而布爾布隆的此番舉動，使包令大為不滿，可又無計可施，隻得聽任那個微不足道的法國翻譯官代表法國和麥蓮一同乘坐“包哈丹”號北上。
10月15日，他們一行連同大小5艘軍艦抵達大沽口。長蘆鹽政文謙和天津鎮總兵雙銳先與英、美譯員會晤，後來又接見了外國使節。文謙等人對洋人本來就有些畏懼，又接到清廷指示：交涉時務須折其虛驕之氣，杜其詭辯之端，萬萬不可輕易允諾，於是聲明他們並沒有全權證書，也沒有辦交涉的權力，隻是奉命前來聽取使節們的意見。包令提出18條要求，麥蓮提出11條要求，哥士耆要求釋放潛入陝西的法國傳教士。清政府隻答應3條：（1）民夷相爭，公平審斷；（2）減免上海欠稅；（3）酌減廣東茶稅。由於此次北上，列強沒有做武力示威的準備，所以對清政府的震動不大。包令、麥蓮等在一個月中都沒有能夠得到修改條約的任何承諾，聽到的多是規勸。因為修約談判毫無希望，他們不得不停止交涉，於白河結冰前南返了。第一次修約交涉就這樣而告流產。
1854年底，美國公使麥蓮離開中國，由使館秘書巴駕出任代辦。不久，巴駕以身體欠佳為由返美休假，實際上是回國活動，以獲得美國政客的賞識。果不其然，當巴駕再次來華時，已堂而皇之地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公使。1856年中美《望廈條約》屆滿12年，巴駕為了顯示其活動能量，搞起第二次修約活動。他向英、法等國提出建議：（1）三國派遣使節駐北京，中國派遣代表分駐華盛頓、倫敦、巴黎。（2）三國貿易無限製地擴展到中國各地。（3）中國人有信教自由。（4）改良中國法庭。英國駐華公使包令對巴駕的建議並不完全讚同，認為有些想法過於天真，難免會重蹈第一次修約交涉失敗的覆轍。因此，他僅給予巴駕外交支持。
於是，巴駕在2艘美國戰艦的護送下單獨北上了。8月1日，巴駕到達上海，開始與清朝政府官員談判。會議接著會議，談判連著談判。可巴駕除了被勸說仍回廣州與兩廣總督葉名琛談判修改條約等事宜外，什麼也沒有得到。巴駕則一再態度堅決地表示：絕對不願再與葉名琛談判了。然而他在上海逗留的時間太長了，等他決定繼續北上時，北方港口即將封凍。這位雄心勃勃，在華傳教20多年的美國公使此刻困窘萬狀，狼狽不堪。當他十分懊惱、非常失望地離開上海返回香港時，中國的局勢在法國人、英國人的一手導演下，即將發生重大變故。
北上四重奏
英國公使包令之所以不再熱衷於各國公使通過外交活動來實現無理要求，並非英國政府放棄了修改條約的計劃，也不是包令本人良心發現，而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靜觀和反思後，他更傾向於向中國炫耀武力，逼迫清政府屈服。在他的眼裏，清政府雖然表麵上態度強硬，但骨子裏卻很怯懦，不過是個空架子、紙老虎。多年的在華經曆使包令對色厲內荏的清朝皇帝及大臣們的習性已經熟悉。他不想再繼續進行軟弱無力的交涉活動了，那樣隻能拖延時間，毫無收獲，反而會使清朝皇帝和大臣們更加頑固。在他看來強權就是公理，沒有一支軍事力量作為後盾，要想從清政府那裏取得任何重要的進展，都是相當困難的，因此，要擴大在華權益，兵船是必不可少的。
包令還同法國駐華公使顧隨討論過他的想法，希望組成一支代表英、法、美三國的強大艦隊，在一些小汽船的伴隨下，護送三國公使威風凜凜地北上天津，或許還能到京城呈遞國書。顯然，包令是想和其他列強采取一致行動，以武力共同對付中國。包令的這個想法沒有任何天真浪漫的意味，表現出的隻是殘忍、野蠻的本性。他懷著一種迫切的心情期待著某個偶然事件的發生，成為向中國進行武力要挾的借口。
在這件事上，法國人卻搶先一步，抓住所謂西林馬神甫被殺事件大做文章。馬神甫即法國天主教神甫，名叫馬賴。1853年他從廣東私自前往廣西西林縣傳教，招徠一群流氓地痞無賴為教徒，勾結官府，作惡多端，成為當地一害。因包庇教徒搶劫奸淫，激起民憤，1856年2月馬賴和25名不法教徒被新任知縣張鳴鳳逮捕。馬賴後被判處死刑，梟首示眾。2名教徒因罪大惡極被處死，其餘教徒也被定罪。就是這樣一個在中國的領土上，由中國官員懲辦肆虐地方、為害社會之首惡的事件，竟被法國人當成“為保護聖教而戰”的借口。9月27日，法國外長瓦爾斯基在與英國駐法國大使考萊的會談中提起此事，並明確表示：法國“已下定決心要從這次殘忍的凶殺事件中得到充分補償。如果法國代辦談判失敗，而且他手頭沒有足夠的兵力的話，就打算從本土派一支遠征軍去。”而且法國人也相信：“一旦必須采用壓迫的手段時，英、美兩國政府是會和他們聯合一致，為遭受慘殺的無辜基督教徒複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