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雖然尊敬康慈皇太妃如同自己的生母，但死前尊封皇太後卻不是他的本意，所以在持服如製的同時，決定大行皇太後不升衤付太廟，謹升衤付奉先殿。鹹豐認為：“朕蒙大行皇太後撫育深恩十有五載，是以崇上尊號，稍展孝思。但升衤付太廟，大典攸關，列聖相承，具有定製。故不敢以一己之感恩，致違大行皇太後謙衝之盛德，將來奉安山陵，禮成後恭奉神牌黃輿還京，敬謹升衤付奉先殿，以伸永慕。”而慕陵妃園寢，已為皇考欽定位次，康慈皇太後作為皇貴妃也在其中，“自應恪守成禮，藉安慈馭。將來大行皇太後奉安，即以慕陵妃園寢作為山陵，惟寶城之後，必須築牆一道，以崇體製。”如此，寶城內葬康慈皇太後，寶城外葬其他妃嬪，園寢內的綠琉璃瓦頂，改為黃色琉璃瓦，陵前加蓋神櫥庫，恭定為慕東陵。同時，鹹豐還認為尊號為後而不係帝諡（此即不加宣宗成皇帝的“成”字，以區別於其他皇後），不衤付祖廟，不僅明代憲宗以後屢屢行之，而太祖高皇帝（即努爾哈赤）三後亦隻有孝慈高皇後配衤付太廟，諡號稱高，其他二後均“別殿奉祀，稱號宜殊，此非惟前代之舊章，實本我朝之定製，朕何敢以盡孝之私，致逾定禮”。
做哥哥的皇帝有皇帝的道理，但做弟弟的恭親王也有他的委曲。
當初先父15歲喪母，也是由孝和太後撫養。道光二十九年（1850）十二月，孝和皇太後死時，也遺誥皇考“持服二十七日而除”，而皇考以“心實所難安”為由，堅持穿孝百日，把老太後的喪儀辦得十分隆重。況皇考以年近七旬（時年道光68歲）的高齡，仍堅持在停放太後梓宮的綺春園苫次居住，並決定奉安山陵時，親送梓宮至昌陵，禮畢回鑾。而你年輕力壯的鹹豐卻左一個祖製、遺命，右一個諸王大臣所請，處處減損太後喪儀，究竟居心何在？
悲痛氣憤之中，年輕氣盛的奕訁斤自然又忘掉了頭上的“恭”字，所以難免不與鹹豐發生齟齬。而乾綱獨斷的年代，同樣年輕氣盛的皇帝自然更不肯默然置之。七月二十一日，皇太後梓宮奉安綺春園迎暉殿後，鹹豐帝憤然發布上諭：
恭親王奕訁斤，於一切禮儀，多有疏略之處，著勿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黃旗滿洲都統，均著開卸，並勿庸管理喪儀事務，管理三庫事務，仍在內庭行走，上書房讀書，管理中正殿等處事務，俾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以副朕成全之至意。
從此，鹹豐與奕訁斤感情破裂，手足參商，為後來清廷最高統治集團的矛盾鬥爭埋下了隱患。
“守成至道惟法祖，圖治良規在任賢。”（鹹豐養心殿述誌詩）鹹豐與道光帝一樣，也是一個敬天法祖，遵循舊製的守成皇帝。他在康慈皇太後的喪儀上雖有減損之處，但也有典籍可尋，並不失尊。而他對康慈太後的愛戴之情，可以說是自始至終的。有些書中講，鹹豐借喪儀大作文章，是發泄他對康慈太後在儲位之爭中偏袒和支持奕訁斤的積憤。其實，兄弟二人的儲位之爭並沒有發展到像某些野史中所渲染的那樣機關算盡，你死我活的程度。果真是那樣，鹹豐執政前期，絕不會破格重用奕訁斤，更不會在康慈病逝後，寫下許多真摯感人的懷念詩篇。
其中，禮簡太後喪儀的苦衷，他是這樣抒懷的：
自今無複問安事，長此空餘雪涕漣，
盡禮盡哀因示度，那堪更憶我生前。
原廟非宗廟，義宜亦禮宜，
執中守成憲，妥侑慰深思。
長此羹牆慕，永懷考妣慈，
紀恩兼示度，敢謂一人私。
而在康慈太後病逝周年的紀念中，鹹豐更把對養母的懷念，融會在對他親生父母的真摯情感中：
七月九日感述
去年丹禁攀號慟，今日生香已一年，
往事久曾悲怙恃，新愁又是幻雲煙。
愴逢浹歲親顏睽，緬憶雙庚我慮煎，
積雨初消西望遠，當頭秋月尚知圓。
傾斜的金字塔
19世紀中葉，勢不可擋的太平天國大起義，如疾風暴雨搖撼著腐朽的晚清王朝。
為挽救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鹹豐皇帝在兵餉兩難的情況下，不得不變以求通，而在這變以求通的過程中，與封建中央集權背道而馳的自繁殖現象便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鹹豐三年秋天，根據鹹豐就地籌餉的旨意，首先在揚州江北大營產生了厘金製訂。這是一種變相捐輸，抽取日用必需品的百分之一稅款，亦稱“厘捐”，後來逐步推行到全國各省。從它產生之日起，便獨立於國家的財政係統之外，由統兵大臣和各地督撫自行掌握，設局委員，總理其事。此項收入，各省逐年增加，不僅取代而且遠遠超過了鹹豐即位以前的常關關稅，成為當時督撫權重的重要經濟基礎。
除了厘金以外，原來由中央吏、戶兩部掌管的捐納、捐輸等權限也開始下放給地方。同時各省用兵需餉，又紛紛截留應該調撥中央的款項，使原來的解協款製度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地方政府隻要解足一定份額的“京餉”外，其餘款項可自行收支挪用。
這樣，隨著地方收支範圍的不斷擴大，地方財政與稅收機構亦日趨完備，最後逐漸形成財政、稅收、金融各自分開，純屬於督撫的地方財政係統。與此同時，清王朝的財政中心也開始由中央向地方轉移，盡管這種自繁殖現象，在鹹豐時期還處於混亂和不穩定的狀態，但它卻給整個中央集權係統，埋下了致命的隱患。
為解決將領乏人，兵不堪用的問題，鹹豐又拾起了祖父嘉慶皇帝以鄉勇助官兵的辦法，號召各省地方官舉辦團練。僅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短短一個月內，鹹豐皇帝便先後任命四批團練大臣，總計達45人。
但這些團練大臣，碌碌無為者多，隻有在籍侍郎湖南團練大臣曾國藩，幹出了令世人矚目的事情。曾國藩接到鹹豐命他“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的諭旨後，其心誌本不在鄉勇團練，而是要另起爐灶，創建新軍。於是他打著團練的旗號，改革軍製，糾集一夥誌同道合的湖南鄉紳，很快建立起一支凶惡的武裝力量，這就是後來鎮壓太平天國的元凶――湘軍。湘軍兵誌采用的是明代戚繼光的束伍之法，它與清代綠營的“兵皆世業，將皆調補”的製度恰好相反。其士兵的來源都是招自湖南的鄉農，其招募製度，是兵必自招，將必親選；各軍統領由大帥挑選，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士兵由什長挑選，好像大樹一樣，大帥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上下一氣貫通。其糧餉軍需也不同於綠營由戶部撥給，而是大帥自籌得來，故做大帥的有權支配各種餉項，其下弁兵亦隻知有大帥而不知有皇上。這樣，就把清朝綠營製度下的兵為國有變而成為兵為將有。湘軍，實際上成為了曾國藩的私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