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你的保皇派。”但林彪仍不放過賀龍。9月的一天，林彪當麵對賀龍說：“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今後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賀龍心地無私，朗聲答道：“我幹的是共產黨，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知道？”
與此同時，葉群親自找到中央軍委辦公廳警衛處處長宋某，口述了一些所謂賀龍的材料，讓宋某以自己名義給中央寫信揭發，其主要內容是：
（1）“羅瑞卿的家裏辦公桌，玻璃板底下壓著一張照片，其中有賀（龍）、薛明、羅（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沒有主席的照片。”
（2）“我覺得賀（龍）與羅（瑞卿）、彭（真）、楊尚昆反黨分子來往很為密切。他們經常密談”。“常去他家的人神態不正常”。
（3）“賀（龍）本人自己房間裏親自保管著一支精製進口的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帶上。不知為了什麼？”
（4）他對警衛人員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掛帥，而是業務掛帥。如教育人家如何將槍法練好，並要求每個警衛人員要練得百發百中。
（5）“聽說體委自動銷毀了120部電台，此事甚為可疑。”
（6）據說賀龍家曾經“在電話上安裝過一個竊聽器。”
就是以上這些無中生有，捕風捉影，看了令人不禁啞然失笑的“材料”，林彪卻把它看成打倒賀龍的“重磅炮彈”。當宋某按照葉群的口授寫好上報後，林彪立即下令印發，作為攻擊賀龍的“材料”，廣為分發。
在林彪煽動的打倒賀龍的狂潮中，最荒唐的莫過於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二月兵變”了。這個無中生有的謠言出籠後，仿佛一下子長了翅膀，刹時間，“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了碉堡”，“大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對著中南海”等等聳人聽聞的消息一個接著一個從北京傳開，弄得京華大地幾乎無人不曉。
賀龍，就這樣被林彪用謠言、用誹謗、用陰謀擊倒了。最後，一生樂觀、豪爽的賀龍，在長期的監禁中屈辱地辭別了世界。
直到“九一三”事件發生後，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才為賀龍平反。周恩來總理抱病參加了賀龍追悼會，並親致悼詞。會場上悲聲四起，“淚飛頓作傾盆雨”。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共中央又正式發出為賀龍同誌徹底平反的決定，恢複了元帥一世的英名。
鄧小平給毛澤東寫的這封信，經過中共江西省委，寄往北京。中共中央辦公廳收到後，把這封信轉給了毛澤東。
在江西的三年多，是鄧小平革命生涯中的第二個“低潮”時期。在逆境中，他一邊勞動，一邊讀書，一邊思考，一邊鍛煉身體。為了抗拒江西的冬天，他每天進行“冷水浴”。在“低潮”中，他在為“高潮”的到來，積蓄力量，砥礪意誌，深思熟慮，準備著新的奮起。
“落潮總有漲潮時”。這不僅是自然界的一般規律，也是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一般規律。
在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國時，周恩來總理曾針對他在政壇上的幾起幾落，對尼克鬆說：逆境是良師。尼克鬆同意周恩來的話，並且指出，競選失敗的痛苦確實比在戰爭中負傷的痛苦還要大。後者隻傷害了身體；前者卻傷害了精神。但是，競選失敗有助於發展力量和增強性格，這對未來的戰鬥是必不可少的。尼克鬆提到戴高樂不掌權時所度過的12年有助於鑄造他的性格時，周恩來表示同意，並說：在整個人生道路上一帆風順的人都不會增長才幹。一個偉大的領袖隻有逆流而上，而不是隨波逐流時才能增長才幹。
“九·一三”事件以後，中共中央任命了新的江西省委負責人，鄧小平的政治環境開始有了一些轉機，生活待遇也逐步好轉。1972年底，鄧小平被安排到江西井岡山等地參觀。
鄧小平在期待著新的曆史性的召喚！
國宴上升起一顆“明星”
“這是……不，決不可能！”
1973年4月12日，鄧小平複出後第一次在重要場合公開露麵。
這一天，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盛大招待會。中國領導人宴請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
宴會尚未正式開始，赴宴者還未各就其位。人們正在等待著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親王入座。這時，鄧小平出現了。應邀前來參加宴會的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內什注視著眼前發生的戲劇性場麵。他用自己所從事的職業的特有的敏銳目光，迅速把這重要的鏡頭攝入大腦。14年後，他的《鄧小平》一書問世，書中有如下描述：
他（指鄧小平）孤獨一人站在大廳裏。他個子明顯矮小，但體肩寬闊，顯得剛毅有力。身著深色的毛式幹部服，但襪子是白色的。此刻，他當然知道，從遠處，從人民大會堂的許多圓桌旁邊，數百雙眼睛正好奇地注視著他，因為他是在消失之後又從被遺忘的角落裏突然出現在人們眼前的。在那些七年前被“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政治地震壓倒在地，爾後又恢複名譽、重新出台的人中間，他是地位最高的一個。
在那次令人難忘的招待會上，等待著宴會開始的中國領導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談，而他卻隻身孤影，緘默無聲。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歐洲人的眼睛，正掃視著所有在場的人，似乎這孤獨絲毫沒有使他感到難堪不安，相反他正察看地勢，端詳同伴，準備迎接新的任務和鬥爭。眼前的景象是：這邊站著“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們不久前剝奪了他的一切權力；那邊是政治犧牲者，但他現在又站在權力的大廳裏，是副總理之一。此時此刻，他們能互相揣度些什麼呢？
是的，“這一邊”的曾被打翻在地的“中國二號走資派”和“那一邊”的“文化大革命”的英雄們，此時此刻能互相揣度些什麼呢？巴拉奇·代內什沒有過深地猜測。也許，在這樣一個高雅隆重的場合，誰都不會失態地死死盯著對方估量對方——鄧小平一定泰然自若，他沒有去想今後可能遇到的新麻煩；即使他預感到複出以後新的較量不可避免，即使他知道自己不平坦的政治生涯還要增加一段新的曲折，他也不會膽怯和失措的。他是“鋼鐵公司”。
在恢複組織生活五個月後，鄧小平進入中央委員會。他是在1973年8月召開的中共第10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的。從“二號走資派”又成為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委員，這已經是一個相當大的轉折，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事情仍未到此為止，毛澤東還要委以鄧小平更重大的責任。
第二次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
由於毛澤東對江青的多次嚴厲批評，使江青蓄謀已久的妄圖利用四屆人大“組閣”的圖謀，未能得逞。排除了江青的幹擾以後，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順利進行。他身在醫院，心係天下，像一部高速運轉的“發動機”，不知疲倦地超負荷日夜工作著。在審閱了四屆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額分配名單後，他致信中央政治局，要求增加老幹部的名額。逐字逐句審閱了《政府工作報告》草稿後，他提出了詳細的修改意見。在事關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哪些人手裏的人事安排問題上，周恩來更是反複考慮，煞費苦心。針對江青、張春橋等人竭力要將他們的親信安插在文化、教育、體委等部委的情況，周恩來與鄧小平、李先念等人多次研究，交換意見，認為教育部關係到為國家培養什麼樣的人才，關係到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的前途，不能讓“四人幫”推薦的人選擔任部長（江青的意圖是讓原8341部隊幹部、率“軍宣隊”占領上層建築領域後，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遲群擔任教育部長），以曾經擔任過國務院秘書長的周榮鑫擔任為妥。而對於文化部、體委的領導人選，則可作一些讓步。在形成初步意見後，周恩來在醫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議定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候選人名單的三個方案。人事安排問題的準備工作已經基本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