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直到“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之際，毛澤東對他親自選定的又一位接班人——鄧小平的看法也仍然是很好的。
1965年，周恩來總理或許已經感到了“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先兆”，為此，向中央一些老資格的同誌“打招呼”，以便使他們在思想上能對即將到來的暴風驟雨有所準備。1965年秋天的一個晚上，周恩來受毛澤東的委托，看望正在家休息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王稼祥早年曾在蘇聯留學，1930年歸國後，擔任過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和理論刊物總編輯、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等重要職務。在遵義會議前夕，第一個同王明錯誤路線決裂，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遵義會議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支持和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要求毛澤東出來領導全黨、指揮紅軍。以後，毛澤東多次稱讚他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意思是在關鍵時刻的發言起了重要作用）。但在60年代，王稼祥已因所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推行‘三和一少’的錯誤路線”而受到批判，離開了中央對外聯絡部的領導崗位，在家休息。周恩來在這次同王稼祥的談話中，除了對王稼祥在中國革命中的貢獻予以充分肯定以外，還告訴他：人事變動極大，黨中央的繼承人或者是林元帥，或者是鄧總書記。我隻能幹幹跑龍套的演員，而不能掌舵。
這說明，一直到1965年秋天，“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經拉開，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已經基本上被毛澤東排除之後，在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看來，毛澤東對於以後究竟是選擇鄧小平還是選擇林彪作為自己的正式接班人，尚未最後確定下來。
風暴驟起卷神州
60年代後期，當中國剛剛從“大躍進”造成的巨大困難中恢複過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都呈現勃勃生機的時候，“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地上爆發了。
這場席卷中國城鄉的動亂整整持續了10年之久，成為新中國建國以後曆史上的一場空前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決不是晴天霹靂，而是有其深刻的曆史原因。
對此，鄧小平1980年4月1日在同當時中共中央負責同誌的談話中進行了深刻的分析。
鄧小平指出：
總起來說，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論十大關係》是好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也是好的。《1957年夏季的形勢》中還說，必須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才能獲得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幹部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這是一個宏大的隊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兩次鄭州會議也開得及時。1959年上半年，是在糾正“左”的錯誤。廬山會議前期還討論經濟工作。彭德懷同誌的信一發下來，就轉變風向了。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是正確的，作為政治局委員，向政治局主席寫信，也是正常的。盡管彭德懷同誌也有缺點，但對彭德懷同誌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接著就是困難時期。1961年書記處主持搞工業七十條，還搞了一個工業問題的決定。當時毛澤東同誌對工業七十條很滿意，很讚賞。他說，我們終究搞出一些章法來了。在這以前，還搞了農業十二條，人民公社六十條。看起來，這時候毛澤東同誌還是認真糾正左傾錯誤的。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也是好的。可是到1962年7、8月北戴河會議，又轉回去了，重提階級鬥爭，提得更高了。當然，毛澤東同誌在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說，不要因為提階級鬥爭又幹擾經濟調整工作的進行。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會以後，他自己又去抓階級鬥爭，搞“四清”了。然後就是兩個文藝批示，江青那一套陸續出來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討論“四清”，不僅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提出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從1961年到1966年形勢的發展可以看出來，調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經濟政治形勢很好，社會秩序很好……
1987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一位東歐國家黨的總書記時，再次指出：
“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誤了我們十年時間。說深一點，社會主義時期我們的失誤主要來自“左”的方麵，而“左”的事情從1957年就開始了。
中國共產黨在不斷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之後，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建國後的頭八年，也就是從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們的發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當的。1957年下半年，我們在政治上開展了反右派鬥爭，當時反右是必要的，但擴大化了，打擊麵太大了。這是錯誤的。接著就是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完全違背客觀實際情況，頭腦發熱，想超高速發展。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違背了八大的路線，這一“左”，直到1976年，時間之長，差不多整整20年。“左”的極端是“文化大革命”。
從鄧小平的上述談話不難看出，“文化大革命”並不是當代中國經濟、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1957年以後“左”的錯誤發展的邏輯產物。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幹擾破壞，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就，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將會得到更加迅速的發展。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彙報》發表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正式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這篇長文，名曰評《海瑞罷官》，似乎矛頭是對著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曆史學家吳晗。實際上，“醉翁之意不在酒”，進攻的矛頭直接指向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市長的彭真和由彭真主持工作的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這一點，林彪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說得很清楚：“對《海瑞罷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的巢穴——劉少奇控製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更深層的目標，則是指向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
對於這篇文章起草和發表的內幕和深刻背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來勢迅猛的政治批判高潮的真實目的，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劉少奇和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鄧小平均不知道。盡管如此，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領導人，還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試圖把這場運動限製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內，並使運動盡可能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有領導、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他們的努力，曾經收到過一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