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在當時便曾觀察到康生特殊的心態。如王力所回憶的那樣：
“江青決定抓我時，康生很害怕，當天上午，我有一件事要請示康生，聽康生的秘書李鑫說‘：不知為什麼，康老整整三天沒吃飯了。’我和康生相識20多年，1960年後朝夕相處。他誣陷我是特務和反革命陰謀組織的組織者之後，他自己也害怕了！”
陳伯達呢？雖然他跟王力的關係不及康生那麼密切，不過來往也是夠多的。平日不大願意送字給人家的陳伯達，曾親筆寫了對子送王力：“十下莫斯科，穩坐釣魚台。”這“十下莫斯科”，指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談判，而“釣魚台”則是雙關語，因為當時寫作班住在釣魚台。這個對子，原是郭沫若送康生的：“七下莫斯科，穩坐釣魚台。”陳伯達借用了郭沫若的話，改了一個字。在王力即將倒台時，陳伯達厚著臉皮，向王力討回自己的題字！因為陳伯達明白，王力一倒台，勢必要抄家，一旦抄出這些題字，不失會使自己尷尬！
在王力被康生確定為“國民黨特務”之後，關鋒也被定為“特務”。那事情有點蹊蹺突兀：在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總部被另一個紅衛兵組織砸掉時，在那裏的桌子上發現一張反動傳單，傳單上那講話的口氣完全是國民黨的口氣。不知怎麼搞的，紅衛兵發現傳單背麵寫著一個電話號碼以及“周瑛”兩字。一查，那電話號碼正是關鋒家的，而周瑛正是關鋒之妻！於是，一時轟傳關鋒是“特務”！
王力和關鋒作為“大左派”，作為“中央文革”的“大員”，原本注定要被人民所唾棄，掃進曆史垃圾堆。不過，他們在倒台時忽地成了“特務”，則連他們做夢也未曾想到……
“追究責任”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那是1967年8月20日下午2時，在釣魚台十六樓召開“中央文革”擴大會議（不是傳說中的“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會議”）。會議重要，“中央文革”成員張春橋、姚文元特地從上海趕來出席。周恩來坐在會議主席的位置上，他的兩邊坐著“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和顧問康生。楊成武、吳法憲也出席了會議。葉群原定出席會議，說是身體不好，沒來。
江青宣布開會，說這次會是“中央文革”的“生活會”，主要批判王力和關鋒。
康生作了長篇發言，主要批判王力。康生曆數王力之罪：反軍亂軍、毀我長城，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新生的革命委員會……然後追溯到“文革”前，說王力是劉、鄧、王（即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線的黑幹將（注：“三和一少”即對帝、修、反要和，對民族解放戰爭、革命運動以及民族獨立國家的支援要少）……然後追溯到解放前的曆史問題，來了個新賬老賬一起算。
陳伯達也作了長篇發言，主要針對關鋒。陳伯達與康生如出一轍，同樣曆數關鋒的老賬和新賬，然後把《紅旗》雜誌那篇“八一”社論的責任，一古腦兒推給了關鋒。
會議當中，發生了頗為有趣的小插曲。江青在批判關鋒時，忽然說了那麼一句：“你以為你是第一個提出劉少奇是路線問題的人嗎？那是我告訴你的，這是主席的意見！”
其實，那是1966年8月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時，關鋒給江青寫了一個條子，說與劉少奇的鬥爭是路線鬥爭。江青把關鋒的條子轉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頗為欣賞關鋒的意見，立即把關鋒的條子作為大會文件印發了。後來，把劉少奇派工作組的問題“上線”，成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最初就是出自關鋒這張條子。
關鋒的條子立即引起林彪的注意。林彪派葉群去找關鋒。問了關鋒家的電話號碼和地址，從此林彪與關鋒建立“直線聯係”。此後，林彪讓關鋒管《解放軍報》，甚至曾提名關鋒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拉攏了關鋒，在“中央文革”中建立自己的勢力。江青看出了關鋒的“離心傾向”。關鋒呢？也知道林彪與江青之間又拉又矛盾的關係，所以每逢林彪召見他，他總拉上“中央文革”的一兩個人到林彪那裏去，怕是單獨去了，江青會猜疑他與林彪有什麼密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