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揪軍內一小撮”，使軍內陷入了混亂之中。毛澤東明白，在“文革”中，各級黨委可以癱瘓，各級政府可以癱瘓，唯軍隊亂不得，癱瘓不得，軍隊是“文革”得以進行的保證，是“鋼鐵長城”。
哦，毛澤東怪不得驚呼：“還我長城！”
毛澤東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氣候驟變，林彪和“中央文革”們各自設法從一場政治危機中滑腳，相互推諉責任：
林彪馬上閉上了“尊口”，好在他是“副統帥”，樹大根深，一時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雖說毛澤東不時批評過她，但不管怎麼說，她也是一時倒不了的。康生是個老滑頭。7月25日，康生告訴過王力，他曾打電話給汪東興，請示過毛澤東。康生說：“主席同意開‘歡迎大會’，也同意‘軍內一小撮’的提法。”這時，康生改口了：“我打電話請示主席，主席隻同意開‘歡迎大會’，沒有同意‘軍內一小撮’的提法。”
葉群這位“第二夫人”，這時也趕緊為“公子”林立果開脫。葉群讓林立果給江青寫信，說“紅尖兵”的文章中，本來隻提“黨內一小撮”，那“揪軍內一小撮”是先前沒有的，是後來別人加上去的。
是誰加的呢？除了那幾位“大秀才”，還會是誰呢？
江青和康生聯合起來，一古腦兒把責任推到了陳伯達頭上。
陳伯達再度處於政治危機之中。比起林彪、江青、康生來說，陳伯達的風險度最大：
第一，他是“輿論總管”，《紅旗》總編，他要為那許多“揪軍內一小撮”的文章負責；
第二，那篇“大毒草”——《紅旗》“八一”社論，是他親筆簽發的；
第三，他在1967年2月10日受到毛澤東批評之後，好不容易喘過一口氣來，地位仍不穩。
陳伯達求救於“第一夫人”。陳伯達畢竟已是“第四號人物”，何況又是“中央文革”組長，倘若陳伯達倒台，勢必會在全國引起一場反對“中央文革”的浪潮。於是，江青和陳伯達尋找著替罪羊。
江青密派姚文元前往上海。當時，江青在釣魚台王力的房間裏，姚文元來找江青，問她去上海的任務。江青對姚文元說：“現在的權都由總理掌了，會議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彙報，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轉達。你回上海，要摸摸主席的底。”
姚文元回上海以後，傳來更為嚴峻的消息：“主席說，這一回一定要追究責任！”
陳伯達慌了，趕緊推卸責任：“《紅旗》‘八一’社論是林傑起草的，王力、關鋒審定的！”江青、康生也覺得這時候把王力、關鋒推出去替罪最合適：在“七二□事件”之後，王力紅得發紫，跳得也很高。特別是在1967年8月7日，王力在釣魚台十六樓接見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國駐印尼大使，後來成為外交部的造反派頭目）和群眾組織代表，說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長陳毅的話，對陳毅造成很大壓力。王力講話記錄被印成傳單，廣為流傳，成為炮轟陳毅的重磅炮彈，王力也因這次8月7日的講話博得一個雅號，曰“王八七”！顯然，拋出王力替罪，是很合適的。
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軍報》發表的“宣傳要點”中，便已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這個“宣傳要點”清樣上親筆簽字的是胡癡，另外還用鉛字排印著“王力、關鋒、唐平鑄”。當時的王力剛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關鋒管《解放軍報》。這下子，說明王力、關鋒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更是罪責難逃。
於是，把王力、關鋒的問題向毛澤東彙報，追究責任便追究到王力、關鋒頭上，江青、陳伯達趁機滑腳了。毛澤東同意了從“中央文革”中“剝”去王力和關鋒。
康生連夜翻查了王力的檔案。王力原名王光賓，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時，介紹人是穀牧。他曾在東北軍六六八團做統戰工作，當時黨組織負責人是穀牧。在“文革”中，穀牧被打成“特務”。康生看了王力的檔案，便把王力定為“國民黨特務”。另外，康生還把王力定為“五一六”組織的“黑後台”。
康生顯得“過分”的“積極”了。其實，康生來了個投井下石，內中有他的心事——他跟王力、關鋒的關係畢竟太密切了。早在40年代，當康生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兼渤海區黨委書記時，王力和關鋒也正在那裏工作。王力任渤海的土改工作總團團長兼黨委書記，還掛了個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名義。關鋒則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教育科長。雖說那時他們隻是一般的工作關係，但表明他們之間的曆史淵源頗深。後來，在中共與蘇共論戰中，王力同康生在一起工作，一次次共赴莫斯科談判，一次次一起起草文件。當王力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時，主管中聯部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正是康生。當時有人說王力是“康生的人”這話雖不見得準確，不過倒也反映了王力與康生關係相當密切。也正因為這樣，康生在王力即將倒台時，忙於洗刷自己，表白自己，不顧一切地踹王力一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