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為這樣，江青在批判關鋒時，不忘“追本溯源”，提及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關鋒的那張寫給她的條子。江青把“發明權”歸於毛澤東——“是主席的意見”，“是我告訴你的”！
基於同樣的原因，葉群稱病不來開會。因為葉群來開會，勢必要對打倒關鋒表態，未免顯得尷尬……
如此這般地算老賬，算新賬，會議竟“馬拉鬆”一般，直至8月31日淩晨2時才結束。
江青在會議結束時宣布：“王力、關鋒從今天起請假檢討！”
“請假檢討”，亦即隔離審查的另一種“美妙”的說法。於是，威名顯赫一時、列為“中央首長”的王力和關鋒，即刻失去了自由。他倆被軟禁於釣魚台二號樓，“閉門思過”。在一個多月前，王力還是“文革”的“功勳演員”，是在天安門廣場受到百萬人歡迎的“英雄”，眼下連電話也給拆除了，切斷一切跟外界的聯係，成了階下囚。這兩位寫慣社論的“大秀才”，如今忙於寫檢討了。
林傑也與王力、關鋒同時“請假檢討”。
所謂“批判極左思想”
就在王力、關鋒、林傑隔離審查的第二天——1967年9月1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出現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
王力、關鋒“顯眼”地“缺席”了。
江青在講話中，透露了新的“信息”，即“批判極左思潮”。
江青說：“還有一部分壞人在背後亂搞，以極左麵貌出現的就是‘五一六’。他們以極左的麵貌出現，同誌們要提高警惕”。
陳伯達對江青的話，作了注釋：“江青同誌講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以極右或極左的方麵動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把矛頭對準軍隊，對準革命委員會，企圖使我們亂套。‘五一六’是一個反革命組織。”
康生與江青、陳伯達保持“步調一致”，也說“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要從右的和極左的方麵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到處打倒周總理，這是從內部搗毀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覺上了當，幫了這個有陰謀的、反動的反革命組織的忙。對於這一小撮頭頭，要堅決鎮壓。”
“中央文革”的這些“首長”們的這番話，顯然提出了新的“戰略部署”。
所謂“五一六”，是指1967年6月14日由北京外國語學院劉令凱、北京鋼鐵學院張建旗等為首成立的“首都紅衛兵五一六集團”。
江青、陳伯達、康生本是極左派，搞的是極左路線的一套，這時怎麼忽地“批判極左思潮”呢？
原來，他們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術：隨著“王、關、林”的被揭露，人們對於“中央文革”的怒火噴發了。他們卻把“王、關、林”說成是“五一六”的“黑後台”，把“王、關、林”說成是搞極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視線一下子便移到“王、關、林”身上去了！丟了車，保了帥！
1967年9月5日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特大喜訊”：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之後，已經安然返回北京。
就在當天，江青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發表講話再一次發出“戰鬥號召”。
江青說：
目前，拿北京來說，就有這麼一個反革命組織，叫‘五一六’。他們人數不多，在表麵上也是青年人，這些青年人我看是上當的……真正的幕後人都是很壞的人……
今年1、2月份，有那麼一股子風，從右的方麵，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目前這股風，是從極左的方麵來反對總理，反對中央。‘五一六’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反革命組織，你們要提高警惕……
“早些時候，有這麼一個錯誤的口號，叫做‘抓軍內一小撮’。他們到處抓‘軍內一小撮’，甚至把我們正規軍的武器都搶了。同誌們想想，如果沒有人民解放軍，我們能夠坐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嗎？（群眾：不能！）如果把野戰軍給打亂了，萬一有什麼情況，那能允許嗎？（群眾：不能！）所以不要上這個當，那個口號是錯誤的。因為不管黨、政、軍都是黨領導的，隻能提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是不科學……”
就在江青講話之後，9月8日，姚文元的又一“雄文”《評陶鑄的兩本書》發表了。《人民日報》以三個整版刊出此文，各報也全文予以轉載。
這篇文章旨在批判陶鑄的兩本書，卻忽然插入了一段與那兩本書毫不相幹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