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體”好比我們的總路線，那是不能變的，西學的“體”不能用，民主共和國的“體”不能用，“天賦人權”“天演論”，也不能用，隻能用西方的技術。當然“天賦人權”也是一種錯誤的思想。什麼“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麼“讓步政策”？隻有革命勢力對於反動派的讓步，反動派總是反攻倒算的。曆史上每當出現一個新的王朝，因為人民艱苦，沒有東西可拿，就采取“輕徭薄賦”的政策。“輕徭薄賦”政策對地主階級有利。
希望搞哲學的人到工廠農村去跑幾年，把哲學體係改造一下，不要照過去那樣寫，不要寫那麼多。
南京大學一個學生，農民出身，學曆史的，參加了“四清”以後，寫了一些文章，講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鄉去，登在南京大學學報上。他作了一個自白，說：“我讀了幾年書，腦子裏連一點勞動的影子都沒有了。”在這一期南京大學學報上，還登了一篇文章，說道：“本質就是主要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麵。”這個話我也還沒說過。現象是看得見的，刺激人們的感官，本質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隱藏在現象的背後，隻有經過調查研究，才能發現本質。本質如果能夠摸得著，看得見，就不需要科學了。
要逐漸接觸實際，在農村搞上幾年，學點農業科學、植物學、土壤學、肥料學、細菌學、森林學、水利學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有點常識也好。
現在這個大學教育，我們懷疑。從小學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粟、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怎樣做買賣，身體也搞壞了……
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不但要寫序言，還要作注釋。寫序言，政治的比較好辦，哲學的麻煩，不太好搞，辯證法過去說是三大規律，斯大林說是四大規律，我的意見，隻有一個基本的規律，就是矛盾的規律。質和量，肯定和否定，現象和本質，內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現實等等，都是對立的統一。
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的關係，好比是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的關係，這種說法可以研究。形式邏輯是講思維形式的，講前後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門專門科學，任何著作要用形式邏輯。
形式邏輯對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國民黨罵我們是“匪徒”，共產黨是“匪徒”，張三是共產黨，所以張三是“匪徒”。我們說：“國民黨是匪徒，蔣介石是國民黨，所以說蔣介石是匪徒。”這兩者都是合乎形式邏輯的。
用形式邏輯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識的，當然可以推論，但是結論實際上包括在大前提裏麵，現在有些人把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混淆在一起，這是不對的……
毛澤東的談興確實很濃，話題廣泛，思維活躍。談著，談著，他談起了《紅旗》雜誌，陳伯達不由得豎起了耳朵。
毛澤東提及了《紅旗》雜誌1965年第12期所載邵友勳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邏輯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澤東說：什麼充足理由律？我看沒有什麼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理由。哪一個階級有充足的理由？
在對邵友勳的文章評論了一番之後，毛澤東提及了《紅旗》雜誌1965年第13期戚本禹那篇《為革命而研究曆史》，提及了姚文元在《文彙報》上發表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陳伯達非常仔細地聽著毛澤東的話——雖然毛澤東是在那裏趁興而說：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從毛澤東的這一段話裏，陳伯達馬上判明了毛澤東的態度。向來“跟準”毛澤東的他，心中有底了。
陳伯達飛快地把毛澤東的這段話，轉告江青，給江青幫了大忙。
“向你致謝，‘老夫子’！”江青得知這一重要信息，心中狂喜，而且也為陳伯達向她獻媚感到興奮。年已花甲的陳伯達，連毛澤東都當麵喊他“老夫子”。“老夫子”身為中宣部副部長，卻表明了與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等“閻王”完全不同的態度，從此江青多了一位“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