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又是如何反應呢？他對友人王麥初說：
“我寫的《海瑞罷官》，經上麵（指黨中央和北京市委負責同誌）看過，有的還修改過，不會有問題的，你放心吧。我怎麼會反黨？我相信這件事早晚會弄清楚的。”
“大左派”們又是反應如何呢？
關鋒居然也對那篇“雄文”的背景毫無所知。當上海《文彙報》駐京記者找關鋒談看法時，關鋒居然把姚文元的文章當做“學術論文”談了一通。
陳伯達事先對姚文元的文章也一點不知。他比關鋒的“政治靈敏度”要高得多。看了文章之後，他馬上意識到此文非同凡響，必定大有來頭。他的“第一反應”便是自己被冷落了！
“哼，姚文元算是什麼東西？”陳伯達有些憤憤。他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而當年姚蓬子被捕後在《中央日報》發表叛黨聲明，他也都知道。這一回，起用姚文元來寫這樣的“大文章”，把他這位“理論家”撂在一邊了！何況，“保密”工作做得那麼嚴格，對他不透半點風聲。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後指揮乃是江青。他急於弄清詳細的背景，特別是弄清毛澤東的態度。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北京的《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保持沉默，不予轉載，也不發呼應文章，南北嚴重對立。由他主編的《紅旗》，也未敢輕舉妄動，未對姚文元的文章作出直接反應。他隻是趕緊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十三期《紅旗》雜誌上，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曆史》，作為一種特殊的呼應。
毛澤東在杭州。陳伯達巴不得能夠去一趟杭州，從毛澤東那裏摸清情況。
真巧，機會來了，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二十來天，毛澤東電召四人前往杭州。這四個人是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不言而喻，毛澤東電召這幾位“秀才”，為的是繼續討論半年多以前在長沙尚未了結的為六本馬列經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至於田家英，因是毛澤東秘書，已在杭州。
幾位“秀才”趕到杭州，不巧，毛澤東感冒了，說是大家分頭先看看那六本書。
幾天後，毛澤東通知陳伯達，一起前往上海。他們去了上海，多日未回杭州。於是，艾思奇便與關鋒結伴遊杭州，胡繩則到上海探親。
陳伯達到了上海，住在市中心的錦江飯店，才知道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從12月8日開始，至15日結束。會議的氣氛非常神秘。陳伯達到了會場，才知道會議的主題是背靠背“揭發”羅瑞卿。
這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一到上海，便被軟禁在上海建國西路六一八號一幢花園洋房裏（今波蘭駐滬領事館）。
林彪在會上猛烈地攻擊羅瑞卿“篡軍反黨”“反對突出政治”。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冤案，自此時拉開序幕——第一步，便是打倒了“羅”。
陳伯達作為“秀才”，對於羅瑞卿接觸不多，未能射出“重磅炮彈”。不過，會議那緊張的氣氛，使他不由得想及1959年在廬山上批鬥彭德懷。
毛澤東正忙於處理羅瑞卿問題，陳伯達沒有機會從他那裏探聽消息。
上海會議結束之後，毛澤東仍囑陳伯達回杭州去。因為關於為六本馬列著作寫序的事，還要照計劃進行。為寫序用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大字本整整兩木箱，也已從北京運抵杭州。
終於，在12月21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五位“秀才”開會了。
一見麵，毛澤東就說，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談一些。
那天，毛澤東的興致很高。一邊抽著煙，一邊海闊天空地聊著，話題並不隻是涉及作序的事。
艾思奇和關鋒按照自己的習慣，一邊聽毛澤東談話，一邊在自己的筆記本上作記錄，幾乎是毛澤東一個人在談，別人很少說話。
以下是檔案中所存的記錄原文：
這一期《哲學研究》（指1965年第6期《哲學研究》雜誌，這一期是“工農兵哲學論文特輯”。毛澤東對《哲學研究》雜誌很注意，幾乎每期必看。他曾建議政治局委員每人訂一份《哲學研究》）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們搞哲學的，要寫實際的哲學，才有人看。書本式的哲學，難懂，寫給誰看？一些知識分子，什麼吳晗啦，翦伯讚啦，越來越不行了。現在有個孫達人，寫文章針對翦伯讚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在農民戰爭之後，地主階級隻有反攻倒算，哪有什麼讓步？地主階級對於太平天國就沒有什麼讓步，義和團先“反清滅洋”，後來變為“扶清滅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國主義打敗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了“扶洋滅團”。《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為什麼有人說它是愛國主義的？無非認為光緒皇帝是個可憐人，和康有為一起開學校，立新軍，搞了一些開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