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四清”與“五反”運動合稱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
毛澤東以為，資本主義已在蘇聯，在南斯拉夫複辟，為了防止中國“變修”“變色”，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在1963年5月9日發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毛澤東在思索著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複辟”，防止中國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他早在廬山會議上便已說過：“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在鬥垮彭德懷之後，毛澤東已在尋找新的鬥爭對象。他的極左思想不斷膨脹，他的鬥爭矛頭指向了多年來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劉少奇。
陳伯達第一次得悉毛澤東要整劉少奇這一驚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夜深了，陳伯達服了安眠藥，迷迷糊糊躺在床上。
電話鈴聲急促地響起。那是一隻機要電話，勢必有要緊的事要告知他。他趕緊驅走睡意，接了電話。果真，事關重大：毛澤東要他馬上去一趟！
陳伯達豈敢怠慢。對於毛澤東的召見，他總是招之即來。毛澤東習慣於夤夜工作，苦了陳伯達。
匆匆趕到毛澤東那裏。原來，毛澤東要起草一份關於社教運動的文件，由他口授，陳伯達筆錄。
從毛澤東的話裏，陳伯達這才軋出重要的“苗頭”——毛澤東要整劉少奇！
原來，毛澤東與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的分歧由來已久，直到這時終於表麵化了……
毛澤東搞社教運動，像搞“文革”一樣，事先並沒有什麼“偉大戰略部署”，而是幹著看，邊幹邊摸索。
毛澤東是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在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時，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初，劉少奇對社教運動是投讚成票的。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工作會議，在毛澤東的主持下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議（草案）》，對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一次提出十條政策，人稱“前十條”。
毛澤東為“前十條”的前言，親筆加了一大段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裏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隻能從社會實踐中來，隻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毛澤東所加的這一大段話，後來被作為毛澤東的一篇著作發表，題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
“前十條”披露了毛澤東的“最新名言”：“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前十條”的核心，便是“抓”中國農村的“階級鬥爭”。“前十條”指出，社教運動的任務是“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鬥爭”。
對“前十條”，劉少奇是支持的，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達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也是十條，稱“後十條”。“後十條”提出運動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劉少奇也是支持的。劉少奇對於社教運動所作的幾次講話，有些觀點也相當“左”。
但是，後來劉少奇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產生了與毛澤東不同的看法。比如，對於社教運動的性質，劉少奇主張是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不一定什麼都“以階級鬥爭為綱”，都要從“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高度去上線上綱。再如，毛澤東提出社教運動的主要對象，是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則不同意。
毛、劉之間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漸激化。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由劉少奇主持。考慮到毛澤東當時身體不大好，沒有請他出席會議。12月底，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會議製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共十七條，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全國。
從1965年元旦之後，至1月14日，會議進入第二階段，改由鄧小平主持。鄧小平以為，這是一般性的工作會議，況且第一階段會議毛澤東也未參加，也就勸毛澤東不必參加第二階段會議。不料，毛澤東心中不悅，徑往會場，出席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不指名地批評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搞“人海戰術”“繁瑣哲學”“傾盆大雨”“神秘化”“打擊麵過寬”等等。
毛澤東說到社教運動的矛盾時，劉少奇插了一段話：“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複雜，還是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