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黨組，軍委，總政治部：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國工作會議，討論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並寫出了討論紀要。現在把這個文件發給你們，中央過去發出的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有同這個文件抵觸的，一律以這個文件為準。
這個文件發至縣、團以上黨委和工作團、隊黨委。
中央
1965年1月14日
這份由毛澤東主持、陳伯達執筆的文件，在第二條“運動的性質”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而且第一次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實際上已具備了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雛型。
第二條原文如下：
二、運動的性質：
幾種提法：
（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二）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
（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前兩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麼社會裏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麼黨的內外矛盾交叉，也不說是什麼曆史時期，什麼階級內容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從字麵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曆史上什麼社會裏也可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派也可能用；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什麼曆史時期也可能用；這些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最後一種提法，概括了問題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同毛澤東同誌和黨中央從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以來關於整個過渡時期存在著階級矛盾、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鬥爭的科學論斷相符合的。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就會要走到斜路上去。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的陣地。
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
支持這些當權派的，有的在下麵，有的在上麵。
在下麵的，有已經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也有漏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
在上麵的，有在社、區、縣、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其中有的本來就是階級異己分子；有的是蛻化變質分子；有的是接受賄賂，狼狽為奸，違法亂紀。
有些人是不分敵我界限，喪失無產階級立場，包庇自己的親屬、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資本主義活動的人。
我們絕大多數幹部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但是他們中間有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認識不清，用人不當，對工作檢查不力，犯官僚主義錯誤。
隨著“二十三條”的下達、貫徹，各地紛紛開始“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人們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為“走資派”。後來，社教運動發展為“文革”，發展為全國、全麵地“整走資派”，揪出了在“二十三條”中已不點名地批判了的劉少奇——“中國頭號走資派”。正因為這樣，這個“二十三條”，已為“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禍根。
成為江青的“盟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彙報》突然推出洋洋長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署名姚文元。
報紙一到北京，北京震驚了！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北京市市長彭真的反應是：
“批判一個副市長，竟然不和市委打個招呼，他們想幹什麼？這不是對同誌搞突然襲擊麼？姚文元的文章簡直是胡說八道！純粹是學閥腔調！”
劉少奇逐字逐句細讀姚文元的文章。彭真給劉少奇掛電話，詢問他對此文的看法。電話是王光美接的。
接罷電話，王光美對劉少奇說：“彭真同誌來電話，想征求一下你對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意見。我說少奇同誌還沒有看到這篇文章。再說他對吳晗同誌不大熟悉，很難發表什麼意見。你看，這樣回答可以嗎？”
劉少奇作出了明確的反應：
“現在隻能這樣回答，《文彙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對外人講話要格外謹慎。不過，讓我說心裏話，這篇文章寫得並不好，缺乏實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勢壓人，我不讚成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