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聽，麵露慍色。他猛吸著煙，沉默不言，頓時會場陷入了僵局……
就在這天夜裏，毛澤東急召陳伯達，口授指示，毛澤東說一句，陳伯達記一句。毛澤東說一條，陳伯達記一條。
記著，記著，安眠藥的藥力發作了。陳伯達盡力提起精神，卻隻是機械地記下毛澤東的一條條意見，自己的思維變得非常遲鈍。
總算記完了，毛澤東讓他回去整理，陳伯達這才鬆了一口氣。
陳伯達回到家中，囫圇而睡。安眠藥的藥力總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兩個多小時，趕緊翻看記錄，心不由得收緊了。
他，固然早就“跟準”毛澤東。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劉少奇是中共第二號人物，也必須“緊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時，那位不曾露麵的中央代表劉少奇，使他肅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提到毛澤東的名字達一百零五次之多。此後陳伯達寫文章，也言必稱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之後，劉少奇的地位更加顯得重要。陳伯達看風使舵，與康生一起，重新發表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不僅在《紅旗》雜誌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萬冊單行本！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陳伯達原本是兩邊討好，左右逢源。眼下，毛與劉產生嚴重分裂，陳伯達必須在兩者之中擇一而從。理所當然，他倒向毛澤東……
他著急地要整理筆記。無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狀態下所記的筆記，連他自己也理不出個頭緒來。
他打電話急召王力，王力還在睡夢之中呢。
王力一聽“大秀才”找他，連忙趕去。王力到底比陳伯達小17歲，此時隻有44歲，頭腦比陳伯達靈活。他幫助陳伯達從那混亂的記錄中理出了頭緒，分成了一條又一條。
就在這一天，會場上再度出現緊張的氣氛：毛澤東手中拿了兩本小冊子，來到會場，毛澤東講話之前，亮出了手中那兩本小冊子——一本是憲法，一本是黨章。今天開的會議，既不討論憲法，又不討論黨章，毛澤東帶那兩本小冊子來幹什麼呢？大家都覺得詫異。
直到毛澤東開始講話，大家才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毛澤東說：“我這裏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規定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章，規定我有黨員權利。現在，你們一個人不讓我來開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人不讓我講話，違反憲法……”
毛澤東所說的一個人是指主持會議的鄧小平，顯然，他誤會了鄧小平的好意，以為不讓他來開會；另一個人，當然是指劉少奇。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言詞尖銳地批評了劉少奇。毛澤東動了感情，把劉少奇昨天的插話，當做壓製他的發言。作為黨的主席毛澤東如此盛怒抨擊國家主席劉少奇，是幾十年來頭一回。兩位主席的對立，此後在“文革”中被說成是兩個司令部——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和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間的鬥爭。
會後，經彭真、陶鑄等的勸說，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會上作了檢討。劉少奇說，他不該插話，插話是對毛澤東不尊重的表現。毛澤東則不滿意於劉少奇的檢討，說問題不是對他尊重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間的原則分歧——修正主義與反修正主義的重大分歧！
陳伯達馬上意識到一場新的“路線鬥爭”開始了。他惟一的抉擇，便是繼續“跟準”毛澤東。
他惟毛澤東之命而從，著手起草新的關於社教運動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陳寓，幾位“秀才”聚集在那裏，陳伯達在執筆。
門前，一輛小轎車隨時準備出發。
“秀才”們討論了一陣子，陳伯達寫出幾頁，馬上送給通訊員。小轎車出發了，駛出中南海西門，來到約一公裏左右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印刷廠，立即付排。
小轎車回到迎春堂時，按照前幾頁手稿排出來的清樣，已由通訊員帶回來了。
如此這般，陳伯達在緊張地進行“流水作業”。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刷廠以高質量排版，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準排錯。
總算把文件全部寫出，排好，眾“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陳伯達卻沒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區——親自給毛澤東送去。
經過毛澤東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交會議討論通過，便以中共中央名義印發全黨。
文件的標題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總共二十三條，人稱“二十三條”。
在正文之前，有一通知，強調了此件乃“標準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與此件的“抵觸”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