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詩詞還表明，胡喬木頭腦清楚，具備寫作能力，可以返回毛澤東政治秘書的工作崗位。
江青警告：“不許幹擾主席工作”
1965年元旦，對胡喬木是異乎尋常的。
這天，胡喬木並未為《人民日報》寫元旦社論，卻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詞十六首》。更異乎尋常的是，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居然也同時發表了《詞十六首》。沉默多時的胡喬木，忽然以詩人的身份，站出來亮相了！顯然，這是胡喬木重返中共政治核心的訊號。胡喬木這樣談及他的《詞十六首》：
“都是在毛澤東同誌的鼓勵和支持下寫出來，經過他再三悉心修改以發表的。我對毛澤東同誌的感激，難以言表，經他改過的句子和單詞，確實像鐵被點化成了金，但是整篇仍然顯出自己在詩藝上的幼稚。”
胡喬木《詞十六首》以“高規格”發表，在全國引起廣泛注意。周振甫兩番詮釋《詞十六首》，王季思教授則對《詞十六首》作了講話。
陳毅於1965年1月20日致函胡喬木——
喬木同誌：
那天在主席處，主席說，喬木詞學草莘，但稍晦澀。主席又說，中國新詩尚未形成，恐怕還要幾十年雲雲。把這消息告訴您，供您參考。您填的詞我是能懂的。我認為舊詩詞可以新用，您的作品便是證明。因此您初次習作，便能入腔上調便是成功，中間有幾首我很喜愛。您多寫便會更趨熟練，以此為祝！大創作是等著您的，更以此為祝！中國新體詩未完全形成，我亦有此感。我也是主張從舊體詩略加改變去作試驗。我寫新詩亦習作舊體，就是想找一個辦法有助於新詩的形成。這想法不壞，但實踐還跟不上。因而看您填詞，便大喜，以為我們是同路中人也，自然您比較嚴守詞格，這是對的。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但也有到了大破規矩的時候，便更好些，這看法也是可成立的……
陳毅
1965年1月20日
毛澤東的首肯，廣大讀者的鼓勵，使胡喬木詩興更濃。
他不斷地寫詩詞，每月數首，在1965年又寫出《詩詞二十六首》。
如1965年3月看了影片《奪印》，寫了《梅花引·奪印》一詞：
領袖語，牢記取，百年大計爭基礎。背行囊，帶幹糧，眉飛色舞隊隊下鄉忙。當年八路今重到，共苦同甘群眾靠。萬重山，不為難，不插紅旗定是不回還。
社藏鼠，欺聾瞽，不愛貧農愛地主。話連篇，表三千，偷梁換柱黑網結奸緣。人間自有青霜劍，慧眼何愁形善變？起群雄，滅陰風，還我河山長作主人翁。
他的詩詞，帶有那個時代的明顯的特色，“帶著鮮明的政治印記”。
內中，《采桑子·反“愁”》四首，倒是超脫一些，也就更為雋永些。現錄二首：
誰將愁比東流水？無限波瀾，載得風帆，踴躍奔騰直向前。登天蜀道何須怨？不上高山，突兀顛連，怎見人間足壯觀？
相思未了今生願，萬裏烽煙，怒發衝冠，豈可纏綿效傅蠶？孤芳絕代傷幽穀。待入塵寰，與眾悲歡，始信叢中另有天。
胡喬木不斷地寫詩詞，不斷地朝毛澤東送。他壓根兒也沒有想到，此事竟深深地激怒了“政治新星”江青。
那時，毛澤東對胡喬木的詩詞“終日把玩推敲”，幫他逐句修改。江青極為不悅。正因為這樣，江青後來曾當麵斥責胡喬木道：
“你的詩詞主席費的心血太多，簡直是主席的再創作。以後不許再送詩詞給主席，幹擾他的工作！”
胡喬木的“詩詞熱”，至1965年6月戛然而止。直至1978年3月，他才重新有了寫詩詞的“雅興”——那時江青已成了階下囚了。
江青早已對他不悅
江青對於胡喬木的不悅，自然並不始於此，也並不由於胡喬木的詩詞“幹擾”了毛澤東的工作。平素，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總少不了要與江青接觸。他們之間除了“你好”“最近身體好嗎”之類“禮貌用語”之外，別無什麼來往。江青對於胡喬木的不悅，由來已久。筆者手頭有一份“文革”中紅衛兵為了“歌頌”江青而編寫的“大事記”，內中倒是多處點了胡喬木的名，從中多少可以看出江青很早就已不悅於胡喬木。這份“大事記”的全稱是《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同誌與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鬥爭大事記》。反麵材料正麵用，如今也還是有點用處的——
□1949年4月
中央電影局在北京成立，直接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周揚、胡喬木等人把持的中宣部領導，後又歸屬文化部。以江青同誌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堅定不移地認為電影事業同樣必須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
□1950年3月-5月
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經周揚、胡喬木一夥批準，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並在報刊上大肆吹捧。
江青同誌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在中宣部的一次會議上嚴正指出：《清宮秘史》很壞，應該批判。但卻遭到陸定一、周揚、胡喬木等人瘋狂抵製，胡喬木還搬出了他的黑後台：“少奇同誌說的，這是一部愛國主義的影片，不能批判。”從而在政治思想戰線上，扼殺了這場嚴肅的革命大批判運動。
□1950年9月8日
在“電影指導委員會”召開的第三次會上，胡喬木作長篇報告，公然反對以毛澤東思想指導電影藝術的創作，極力反對電影表現毛主席的軍事戰略思想。會上，江青同誌和胡喬木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950年9月14日
在胡喬木提議下召開討論1951年一般故事片題材計劃的座談會，江青同誌不怕暫時的、表麵的“孤立”，繼續堅持鬥爭，又一次明確提出：“要搞三大戰役，希望明年至少要搞出一個來。”但胡喬木和江青同誌大唱反調，胡說什麼“描寫人民生活的過去和未來，也就是我們的根本題目”等等。
□1951年9月
在中宣部的一次會議上，江青同誌對胡喬木、周揚等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抗拒對《武訓傳》的批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提出尖銳的批評。周揚一夥極為不滿，伺機攻擊江青同誌，到處散布流言蜚語，妄圖反攻倒算。
江青總是把胡喬木視為“周揚一夥”，當然也有曆史上的原因：30年代，當江青（藍蘋）大鬧上海電影界時，胡喬木擔任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周揚則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書記。他們深知當年藍蘋的底細。
不過，自1952年2月江青因病休養，直至1962年，一直“鎖在雲霧中”（內中隻在1954年為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簡論》而露過麵），也就與胡喬木沒有“摩擦”。胡喬木對她敬而遠之，隻在給毛澤東的信中附一筆“問江青同誌好”而已。
然而，隨著江青權勢的不斷膨脹，隨著“文革”的日益逼近，她“討伐”胡喬木也就提上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