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基本核算單位的指示》是繼《緊急指示信》《六十條》後調整我國農村生產關係的又一個重要的政策性文件，是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重大措施。這時雖然還保留著人民公社的體製，而就其實質而言，已經使農業生產在經營規模上回到了初級合作社時期。這裏應當特別指出的一點是，毛澤東從第二次鄭州會議以來，對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始終十分注意。在他的倡議下，生產隊的所有權在逐步擴大，但因基本核算單位規模過大而產生的生產權和分配權不統一的問題，一直到基本核算單位放到相當於初級社的生產隊，才得到較好的解決。這應當說是毛澤東的一大貢獻。同時，也應當指出，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是毛澤東60年代初期調整我國農村人民公社所有製關係，克服平均主義而采取的最後政策界限。當時他認為，有了《六十條》，再加上基本核算單位下放這一條，農村的問題，就調整生產關係而言已經基本上解決。因此，當此後有的同誌提出農業生產實行包產到戶等措施時，他就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以至於采用政治批判的方法給予壓製。這也是由他認識上的局限性造成的。
第二節 鄧子恢堅持責任製據實陳言招炮轟
鄧子恢進京後，被安排住在中南海，與毛主席住處相距很近，兩人常有交談。鄧答：“上次說化三分之一，還是三分之一為好。”這引起毛主席的不快。毛主席見鄧子恢無意轉變觀點，表示：“鄧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轟了。”鄧小平說過：“白貓黑貓，能抓住耗子就是好貓。”
奉命組建農村工作部
50年代初，我國大規模農業合作化已經開始，為適應工作需要，黨中央決定組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毛主席選定富有農村工作經驗的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進京任部長，後又兼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中央農林口工作。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領導班子力量很強，陳正人、王觀瀾、廖魯言、陳伯達等為副部長，處長們均由各大區選調的優秀幹部擔任，杜潤生為秘書長。
鄧子恢進京後，被安排住在中南海，與毛主席住處相距很近，兩人常有交談。毛主席交代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基本任務是：在三個五年謀劃或更長一些時間內，把四億多農民組織起來互助合作，在國家工業化的幫助下逐步實現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領導農村走集體化的道路，加速發展農村經濟。
鄧子恢深感責任重大，時不我待，隨即匆匆到西郊萬壽路附近物色了舊房組建中央農村工作部，迅速部署落實毛主席的指示。於是一向偏僻冷落的萬壽路10號，頓時熱鬧非凡，從全國各個大區選調的農村工作優秀幹部，先後雲集於此，逐漸形成了指揮我國農業合作化的大本營，電話、電報連接著四麵八方。農村工作的一些重大信息不斷向那裏集中；合作化的許多重要決策和指示，陸續在那裏產生和發出。
鄧子恢是個隻爭朝夕的實幹家。他常常一早就離開中南海，趕到萬壽路辦公，很晚才回去休息。為了爭取時間多做工作，也為了便於更多、更好地接近部屬和聯係群眾，他後來幹脆離開中南海，遷到萬壽路農村工作部院內安家落戶，從此這位副總理置身於廣大幹部和家屬之中，同大家親切相處，無話不講。
鄧子恢向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同誌傳達黨中央和毛主席為我國農業合作化製定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一）積極領導，穩步前進；（二）自願互利，不搞強迫；（三）由低到高，由點到麵，分期分批發展（臨時互助組——常年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他深深懂得中國的國情，十分熟悉農村的情況，了解農民的特點和心態。考慮問題總是強調：一從實際出發，二著眼發展農業生產。他堅決擁護毛主席作出的關於用15年或更長一點時間完成農業合作化的決定，重視穩中求快。他常常指出：農業合作化是一項重大的經濟政策，絕不可用政治運動的方式進行，應按農村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和經濟內在的發展規律進行；農業社的初級化過程要長一些，通過初級化階段，逐步教育、訓練農民學會合作生產，促進農村生產力發展，為轉到高級社準備好管理經驗，打下雄厚的物質基礎。
鄧子恢重視調查研究，善於發現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中央農村工作部成立後，一度感到有兩大問題應該加以注意：一、農業合作社的發展有貪多求快傾向；二、農村推廣生產技術出現強迫命令。鄧子恢立即派人趕到河北、山西調查，證實確有此事。有的縣剛試辦幾個社，有的甚至並未試辦，數月後全縣竟然有40%！50%的村宣布實現合作化了，形式主義極為嚴重，影響很壞。在農民對合作化尚無認識和體驗的情況下，引起了思想恐慌，嚴重幹擾了農業生產，也為合作化的正常發展人為地增加了困難和阻力。鄧子恢及時將這些情況向黨中央、毛主席作了彙報，並主持代中央起草《關於春耕生產給各級黨委的指示》和人民日報社論《領導農業生產的關鍵所在》，指示和社論提醒全黨認識：中國農業合作化必須“從小農經濟的現狀出發”，並在合作化過程中“保護農民的利益”。黨中央和毛主席高度讚揚這兩個文件，特意把兩文和中共中央早先通過的《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合編為小冊子。毛主席親自定名為《當前農村工作指南》，還動手起草通知說“這三個文件，提示了黨在當前階段指導農村工作所必須掌握的理論認識和重要的政策原則，以及群眾路線方法”。“希望通過這一次學習，能把各種人員和思想水平在全體規模上提高一步，以保證黨在農業戰線工作中的不斷勝利。”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鄧子恢隨即協助中央幫助各地合作社進行了兩次整頓，及時克服了冒進傾向。全國鞏固了一萬多個合作社，也收縮了一些不具備條件的合作社，使互助合作運動繼續健康發展。華北地區問題原先比較突出，1954年初，整頓後華北局向中央報告稱：“糾正冒進的結果，農民生產情緒已趨安定，部分地區出賣土地、賣耕牛、殺豬、宰羊、伐樹等混亂現象已停止，抗旱播種任務已順利完成。幹部認識了冒進對工作的危害，開始轉變了重（合作）社輕（互助）組的錯誤認識。曾消沉一時的互助組，又開始活躍起來，並有了發展。”
曆史資料表明：從1953年初到1955年春，鄧子恢領導中央農村工作部，在忠實執行黨中央、毛主席指示方麵，做了大量紮實、細致的工作，確保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健康發展。這一期間，盡管黨內也有人對中央農村工作部1953年糾正冒進、整頓合作社的做法有異議，甚至頗有微詞，但形不成氣候。總的評價是肯定的，人們普遍公正地認為：鄧老及農村工作部是黨中央、毛主席的得力助手與好參謀。
據統計，1953年全國農業合作社為1.4萬個，1954年發展到22萬個，1955年1月又達48萬個。中央原確定：1955年春耕前全國農業合作社發展到60萬個，這個速度是正常的。然而同年3月統計時，全國農業合作社已高達67萬個。速度不是慢了，而是在超速發展。超速發展引發了許多問題：不少地方違背自願原則，又搞強迫入社，農民不滿，幹群關係再度緊張。如浙江省由3800個社迅猛發展為5.5萬個社，加之當時農村開始實行統購統銷新政策，宣傳不夠，農民不理解，怕“共產”，普遍恐慌，又大批出賣牲口，殺豬、宰羊、砍樹、鬧退社等現象不斷出現，農村又出現人為的緊張局勢。毛主席聽了鄧子恢彙報後極為重視，3月間曾兩次找鄧子恢交談，指出：“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宰羊殺豬，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他還明確表態：“農業合作化，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53-1957年）發展到三分之一就行了，不一定要50%。”接著，他就提出“停、縮、發”三字方針，並同鄧子恢共同安排：華北、東北一般停止發展；浙江、河北兩省縮一些；其他新區可適當發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