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如此堅定、明確降低農業合作化的發展速度，鄧子恢雖然深感意外，但仍然堅決貫徹。他確定農村工作部下半年工作重點轉入整頓、鞏固、提高，適當發展合作社。鑒於浙江問題突出，必須盡快派人幫助解決，他認為“可以考慮收縮2萬個，少了穩定不下來，也沒有力量去鞏固”。
毛主席同意浙江“縮”一部分，並指示：“收縮一定要做充分的思想工作，冒進不好，冒退也不好。要向幹部說明，現在退一些，是甩掉一些包袱，為了更好地輕裝前進。”據此，中央農村工作部給浙江省委發電函建議收縮，強調“有條件辦好的，一定爭取辦好。沒有條件辦好的，應打通基層骨幹和農村積極分子的思想，不傷感情，為將來辦好合作社而繼續努力”。省委同意這一建議，立即開會部署。經過整頓，收縮1.5萬個社，鞏固4萬個社。河北、山東等地收縮幾千個，其他地方收縮不多。據統計，那次整頓，全國共收縮2萬個社，鞏固65萬個社（“文革”中“四人幫”攻擊鄧子恢砍20萬個合作社，純屬無稽之談）。整頓效果是好的，合作化的冒進局勢獲得有效控製，穩步發展受到了重視，幹部政策水平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恢複了，幹群矛盾緩解了，農業合作化重新出現了好的發展勢頭，這是客觀的曆史事實。
毛澤東：“鄧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轟”
在我黨曆史上，常常出現這樣的怪現象：經濟形勢一旦好轉，生產一旦發展，“左”的思想就往往接踵而至，引起紛爭，甚至把曆史引入歧途。
在全國農業合作社按中央指示進行整頓期間，毛主席經常離京外出視察。1955年4月下旬，他南下巡視看到鐵路沿線地裏莊稼長勢很好，聽了某地方領導人彙報，看了有些同誌提供的材料。特別是聽華東局書記柯慶施反映：“幹部中有30%的人對合作化不熱心，其中有些人是受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影響”等等，印象極深。這時毛主席的思想開始出現新變化，他感到農村局勢並不像鄧子恢說的那麼嚴重。於是，回京想著手改變一個多月前剛同鄧子恢確定的“停、縮、發”三字方針。5月5日、9日晚，他連續兩次約鄧子恢麵談，開始警告鄧子恢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錯誤，否則又要做檢討。他還問鄧子恢：“1957年化40%可不可以？”鄧答：“上次說化三分之一，還是三分之一為好。”這引起毛主席的不快。
5月中旬，毛主席召集15省市委書記開會。會上，他開始向人們敲警鍾說：“在合作化問題上有種消極情緒，必須加以改變，否則會犯大錯誤。”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會後中央農村工作部迅即著手調整合作化的發展計劃，提出1956年由現有65萬個合作化的發展到100萬個，即翻半番。6月24日，劉少奇同誌主持中央政治局開會，周總理、朱老總、鄧小平等出席，認真討論後正式批準這一發展計劃。會議還指出：現在一般不要拉中農入社，等農業社的生產收入超過中農水平，他們會主動入社。那就是水到渠成，合乎發展規律了。
1955年的6月，在我國農業合作化曆史上是關鍵歲月。後人以此為界劃了一條線，認為在6月底以前，我國農業合作化的發展總體是好的、正常的。那時，毛主席與鄧子恢在農業合作化的指導方針、發展速度上，大的方麵沒有分歧；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基本上是健康的。然而6月底以後，農業合作化的形勢，就不正常或基本不正常了。毛主席以一些地方的見聞和某些人提供的情況為依據，改變了原來的指導思想，認為農業合作化不是急躁冒進，而是合作化高潮來臨的標誌。6月，他未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而是去華東視察。途中曾說：“誰說農業社不好，山東小麥就長得很好嘛！”他還去浙江視察。6月底回京後，立即召鄧子恢談話，認為中央政治局通過的“1956年春耕前合作社翻半番、發展到100萬個”的設想，似乎少了一些，提出要“翻一番”，即由65萬個發展到135萬個。一向實事求是的鄧子恢，自有看法，但沒有立即表態，而是表示回去商量一下再彙報。
鄧老感到事關重大，回到部裏慎重地征詢了一些同誌的意見。為便於大家能說真話，他沒有說明“翻一番”是毛主席的意思。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同誌十分熟悉農村情況，據實陳言：全國農業社的現狀不容樂觀，還是按中央政治局不久前批準的計劃辦事為好。讚成翻半番，反對翻一番。
“是翻一番，還是翻半番”，已成為當時我國農業合作化的焦點。不久後的一天夜裏，10點左右，鄧子恢胸有成竹地進中南海。他據實向毛主席坦誠相談，兩人談得很久、很深，直到第二天早晨7點左右，鄧子恢才從中南海回到萬壽路家中。那是一次交談，也是一次工作爭論或思想交鋒。毛主席堅持加快農業合作化的發展速度，主張在65萬個社的基礎上翻一番，達到130萬個。鄧子恢堅持認為中央政治局集體通過的發展計劃符合全國實際，不讚成加快農業合作化的速度，主張在65萬個的基礎上翻半番，達到100萬個。他列舉許多理由，闡明自己的觀點：（一）整個農業合作化的發展速度，應與國家工業化的進度相適應，而我國工業目前尚不能為農業的現代化提供相應的技術和機械設備。（二）現有的65萬個農業社，質量不好，問題很多，鞏固任務很重。要打好基礎，才能較好地前進。（三）全國各地，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情況不一。群眾文化和覺悟水平不同，解放時間有早有晚，互助合作經驗千差萬別，農業合作化速度不宜太快。（四）幹部領導合作化時間短，尚需積累工作經驗。（五）農業社的會計數量不足，培養需要有一個過程。（六）蘇聯和匈牙利農業合作化過急，已有深刻教訓，值得我國注意……這些中肯意見，都是實事求是的經驗之談，也是鄧子恢的肺腑之言。他出於對黨和人民事業的忠誠，才反複陳述這些意見。原以為會說服毛主席改變主意，豈料卻加深了同毛主席的分歧，引起了不滿。
毛主席是一個很有主見的領袖人物，一旦觀點形成，主意拿定，他就會排除任何障礙，努力付諸實施，決不妥協、退讓。不久，他召來中央農村工作部其他領導人進中南海談話，而且舊事重提，從對浙江農業社的緊急收縮說起，嚴厲批評中央農村工作部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被“嚇破了膽”“事先不請示，事後不報告”“很自負”等等。部裏同誌聽到這些情況後，都為鄧子恢擔心：何必為幾十萬個合作社去同毛主席爭論？然而鄧子恢卻理直氣壯地說：“不是幾十萬個合作社的問題，要緊的是他認為辦社條件都是不必要的，這怎麼能不說清楚呢？”
毛主席見鄧子恢無意轉變觀點，表示：“鄧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轟了。”
“要用大炮轟”，這是幽默語言，但也決非戲言，它表達了毛主席的決心。雙方分歧太大，各有主見，談不攏，隻有訴諸“炮轟”了。
7月31日，是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中令人難忘的日子。那一天，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上作了著名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長篇報告，他開始“炮轟”鄧子恢：“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清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他們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他還逐一批駁了鄧子恢關於幹部準備不足、合作社質量不高、蘇聯的經驗應予重視等等正確觀點，並歸結為“是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會場氣氛嚴肅，言詞尖銳，大家毫無思想準備，深感突然。
鄧子恢挨批評後思想仍然不通，曾找劉少奇同誌交談說：“我不是把農村情況看成一團漆黑，浙江省收縮當時是對的。”他還誠懇提出：“希望中央不要再鼓勵發展，減產了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