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列舉了一係列已發表的讚揚電影《武訓傳》和武訓的文章及作者，指出如此之多的歌頌，足以說明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何種程度。他特別指責了一些共產黨員，在這場鬥爭中學得的馬克思主義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毛澤東號召“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同一天，《人民日報》“黨的生活”專欄發表了《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的評論。評論指出，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一場原則性的思想鬥爭，要求每個看過這部電影或看過歌頌武訓的論文的共產黨員都應當起來自覺地同錯誤思想做鬥爭，要求“歌頌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一律要作嚴肅的公開自我批評；而擔任文藝、教育、宣傳工作的黨員幹部，特別是與武訓、《武訓傳》及其評論有關的……幹部，還要作出適當的結論。”5月23日，中央電影局也向全國電影從業人員發出“通知”，“均須在各該單位負責同誌有計劃領導下，進行並展開對《武訓傳》的討論，借以提高思想認識，同時並須負責向觀眾進行教育，以肅清不良影響。並須將討論結果及經過情況隨時彙報來局。”
自此，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對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群眾性討論和批判運動。《人民日報》社論成為此次運動的指導方針和思想武器。影片剛剛公演時的那種自由討論變成了一麵倒的猛烈批判。
政治與學術的混淆
1951年5月時，中宣部、教育部、華東局又先後發出指示和通知，指出開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重要的政治任務，是一種全國性的思想運動。說“武訓精神”已經成為人民教育事業前進的嚴重的思想障礙，要求把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普及到每一個學校、每一個教育工作者和每一個文藝工作者，並且要聯係實際檢查自己。
各個報刊、雜誌發表大量的批判文章。電影《武訓傳》的編導演、與此片有關的領導幹部，以及發表過讚揚文章的同誌都被迫做了檢查。在一些學校甚至出現人人過關，批判“小武訓”“活武訓”的現象。
與此同時，由人民日報和中央文化部組織了武訓曆史調查團，在堂邑、臨清、館陶等地進行了20多天的調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武訓曆史調查記》，為武訓扣上了“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三頂帽子，武訓成為曆史罪人。
1951年6月，調查團由江青等人帶隊到山東進行調查，在未告之調查目的前，被調查人大都對武訓加以讚揚，稱他是好人、聖人。
然而調查團的目的是為武訓已定的罪名找罪證，帶著框框去調查，不願聽讚揚武訓的話。
由於武訓曾買了幾百畝地，調查記中就稱其為大地主，然而武訓的地都為義學所有，並未盤剝群眾，過地主生活，當地人也都稱他叫化子。“大債主”的罪名，是說他拿積攢的錢去放債，武訓確實積攢了上萬貫錢，這些錢除了一部分寄存在錢莊銀號外，有一部分借了出去，大部分借給了商人。借債也得了一些利息，這些錢也都用在了義學上。
“大流氓”的帽子，更是以流言蜚語為根據，無從證實的一個罪名。開調查會時，有的群眾當玩笑說：武訓曾認了一個30多歲的寡婦為幹娘，還吃過他幹娘的奶。同時調查組認為武訓經常為討錢在地上打滾、學爬、出洋相等是流氓行為，並且揣猜當地可能有個流氓集團，武訓可能是這個集團的頭頭。
顯然，這些結論是違反實事求是原則的。
同時，調查記還指出武訓所辦的義學是“不義之學”，是依靠封建統治勢力，剝削、敲榨勞動人民的財富，替地主和商人辦學校。斷言電影《武訓傳》的編導及其他關於武訓著作的作者，是站在反動立場上，顛倒黑白，欺騙人民。這篇調查記的發表，實際上為武訓曆史作了結論。
8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周揚的長篇論文《反人民反曆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為《武訓傳》的批判作了總結。
影片《武訓傳》確實存在某些缺點，帶有某些消極的東西，對於它的不同意見、讚與毀的爭論都是正常的，對於文藝創作中所存在的問題，通過討論、辯論得以解決，對促進文藝事業的發展是有益的。然而采用大批判的政治運動形式來解決文藝創作問題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顯然是不恰當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也過於簡單和粗暴，而且不夠實事求是，甚至錯誤地上綱，把《武訓傳》說成是反對土地改革、反對鎮壓反革命、反對抗美援朝。在運動中，在黨報上，以社論的形式，公開點了43篇讚揚文章、48個作者的名，對作者造成極大的政治壓力，同時，讚揚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人，被迫作公開的檢討。
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開創了對文藝創作幹涉過多，用政治運動解決意識形態領域裏問題的先例，對於文藝教育事業的發展，對於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都帶來了一定的副作用。
綿長的陰影
由於電影《武訓傳》是在陶行知先生的提議下創作出來的，同時，陶行知也極為推崇武訓，因此，在這次運動中，陶行知先生在逝世多年後，被公開點名受到批判，他輝煌的教育思想也受到了指責，這對新中國的教育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他早年在金陵大學文學係畢業後留學美國，學習市政和教育，獲兩個碩士學位。在哥倫比亞大學曾受教於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1917年陶行知回國，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科主任，講授教育學、教育行政等課，開始了他的教育生涯。1920年，他任“中華教育改進社”總幹事，不久他發起組織“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積極推行平民教育。呼籲改變農民沒有文化，不懂科學，得不到教育的狀況。並創辦南京市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即曉莊師範），把他的教育思想進行實施。抗戰爆發後，他把生活教育與抗日救國聯係起來，使生活教育走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945年，積極開展民主教育運動。“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國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又說：“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辦的教育，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辦的教育。”1946年他在重慶創辦社會大學，任校長。辦學的目的是使失學青年有進修高等教育的機會。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腦溢血突然去世，年僅55歲。中共中央在延安為陶行知先生舉行了追悼會，悼詞稱“他的死，是在為獨立、為和平、為民主的奮鬥中勞苦過度而死的。”為人民的教育事業獻出了自己的一切。
陶行知提倡平民教育，希望“用最短的時間，最少的銀錢去教一般人讀好書，做好人”。以改造社會，富國強民。他的教育思想是喚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把教育從“少爺小姐”手裏變為人民大眾的教育。並把教育作為啟迪人民覺悟、激發人民愛國精神的手段，引導人民追求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