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行乞支教被扣帽紅樓一現成曇花
義學建成後，武訓又用下跪乞討的方法請來教師和學生，窮孩子終於可以進學堂讀書了。《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武訓曆史調查記》，為武訓扣上了“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三頂帽子，武訓成為曆史罪人。毛澤東在信中對“大人物”阻撓“小人物”的嚴厲批評，使當初曾對兩位青年的問詢“置之不理”的《文藝報》陷入了困境。
武訓是個什麼樣的人
武訓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之家，幼年喪父，隨母乞求。長大後給地主當長工，在給地主張老辮扛活時，張老辮欺他不識字，賴掉他的3年工錢——18吊錢，還說明明賬上寫著他已支走工錢，武訓說了一句：“一個人要憑良心”，就被張老辮毒打一頓，趕出門外。武訓自此醒悟，窮人隻有識了字，有了文化，才能不受地主的欺侮，因此，他決心靠乞討攢錢興辦義學，讓窮人的孩子讀上書，從此，他走上了行乞興學的道路。
他為了得到施舍，裝著笑臉，到處向人下跪磕頭。為了能討到錢，他學狗爬，讓人當驢當馬騎，表演喝髒水、吞食磚頭、屎尿、蛇蠍，甚至任人拳打腳踢，“打一拳，兩個錢；踢一腳，三個錢。”就這樣，一點一點地把錢積蓄起來，而他自己隻是每天兩個粗饃維持生存。
同治初年，武訓與兄分居，分得土地3畝，他給轉賣出去，賣錢120吊，加上曆年儲蓄，共計210吊。請人代為放債，獲取利息，1878年起，開始典買土地，收取地租，到1886年，陸續買地230餘畝，積錢2800餘吊，1887年，柳林鎮郭芬慷慨捐助土地一畝八分七厘，作為義學校址。武訓在此建瓦房20間，修築義學。1888年，義學建成，取名“崇賢義塾”。武訓30年宏願實現。1890年，館陶縣城北莊科村千佛寺僧人了證拿出自己多年積蓄，在楊二莊置學田80畝，宅基一所，建房十餘間。武訓捐資300吊，助其辦學。楊二莊義學成立。1896年，武訓在臨清禦史巷建第三所義學。這時，武訓已50多歲，乞討30餘年。
義學建成後，武訓又用下跪乞討的方法請來教師和學生，窮孩子終於可以進學堂讀書了。
然而武訓仍過著乞討的生活，畢了業的學生圍著他乞求，不要再這樣對待自己，然而武訓仍一如既往，手持破瓢，手拄棍子，繼續流浪乞討，有病也舍不得花錢去看。就在建成第三所義學的那年農曆四月，因為生病，他在一座倒塌的房子中拾了幾粒發黴的中藥丸，吃後中毒而死。這一年是1896年，終年58歲。他死後，葬於柳林鎮“崇賢義塾”東側。
武訓喊出“扛活叫人欺”“修個義學為貧寒”的口號，行乞辦義學，“讓窮孩子會寫會算，不受人騙”，這是勞動人民不甘欺侮，要求文化翻身的共同心聲。他曆盡艱難，“設學三州縣”，可說是中國文化教育史上亙古未有的業績。
清政府曾賜予武訓“樂善好施”的匾額，封其為“義學正”，西太後慈禧也曾賞其黃馬褂。辛亥革命以後，武訓被譽為中國教育事業的楷模。李公樸曾稱其為“現代的聖人”。為紀念武訓，抗戰時期的冀魯豫邊區政府曾明令將武訓的故鄉堂邑縣改稱“武訓縣”，柳林鎮改為“武訓鎮”，並舉行各種紀念活動。
武訓辦義學不僅在國內有很高聲譽，在國外也很有影響。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辭典》中，因為他沒有文化，故稱他為“無聲教育家”。
《武訓傳》獲得的譽與毀
孫瑜看過《武訓先生畫傳》後，深為武訓行乞興學的事跡所感動，決定動筆把故事改編為電影劇本。1948年，《武訓傳》電影劇本寫成。
1948年夏，《武訓傳》開始在北京拍攝，11月，偽國防部中國製片廠停止攝製。其後，幾經周折，終未完成。
解放後，曾因武訓行乞興學，其個人的悲劇性的反抗鬥爭方式與剛剛解放的中國那種火熱的革命勝利情緒不相協調，考慮停拍。
1950年，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同誌們進行了幾次劇本座談，認為《武訓傳》仍有拍攝的價值：（一）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武訓傳》揭露了封建統治者的愚民政策；武訓都能認識文化的重要，為窮孩子爭取受教育的權利，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更應努力掃除文盲，普及教育，加緊學習文化。（二）鏟除封建殘餘，配合土改政策。影片描述了封建主義和地主惡霸反動勢力的殘暴。武訓的鬥爭方式不能徹底鏟除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隻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做到這一點。（三）歌頌忘我的服務精神。武訓典型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質——“俯首甘為孺子牛”。
同時編導孫瑜又對劇本進行了修改，特別增加了結尾的內容。
修改後的電影結尾是由解放後的小學女教師對武訓興學失敗做了一個結論。女教師說：“武訓先生為了窮孩子們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和封建勢力不屈服地、堅韌地鬥爭了一輩子。可是他這種個人的反抗是不夠的。他親手辦了三個‘義學’，後來都給地主們搶過去了。所以，單靠念書，也解放不了窮人……中國勞動大眾，經過了幾千年的苦役和流血鬥爭，才在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之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
電影《武訓傳》公映後，好評如潮。報刊雜誌上不斷有讚揚文章出現，稱它是富有教育意義的好電影。對武訓也是一片頌揚之聲，稱他是“中國曆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使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麵旗幟”，他“艱苦不拔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精神和行為，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學習的榜樣”，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甘“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一些原來不安心教書工作的教師，看了《武訓傳》後，也發表文章，表示要像武訓那樣，安心工作，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人民的教育事業。
與此同時，也有人發表文章，對電影《武訓傳》和武訓其人提出批評。認為電影《武訓傳》是一部“缺乏思想性，有嚴重思想錯誤的作品”，“它歌頌了不應當歌頌的人物，它表揚了不必要表揚的事跡。”認為武訓“不足為訓”，他“走的是階級調和的路線”，“沒有站穩立場，是向統治者作了半生半世的妥協和變節。”以武訓的精神教育人民，隻能是“降低和腐蝕群眾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戰鬥力”，給予人民在精神上的影響不是自尊與自豪，而是自卑與自賤，這與我們偉大的祖國的曆史不相稱，與偉大的現實運動不相應。
關於電影《武訓傳》的是與非，在文教界展開了自由的論爭。
毛澤東親草社論
電影《武訓傳》拍成後，毛澤東看了影片，也注意到了文教界的討論。他敏銳地感到電影《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關係到如何看待中國曆史和中國革命的大問題。對於文教界的一片頌揚之聲十分不滿，認為這暴露了我國文藝界、知識界的思想混亂。他站在了對電影《武訓傳》持批評態度的一邊，並親自執筆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於1951年5月20日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
在社論中，毛澤東尖銳地抨擊了武訓行乞興學的活動，指出在清末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武訓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得到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之能事。他批評電影《武訓傳》的作者是站在維護舊事物的立場上，宣揚了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的思想，否定了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