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最根本的教育思想是生活教育。他認為中國教育的最大缺點是“為辦教育而辦教育”，教育與生活相脫離，先生是“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學生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這種教育隻能培養既不勞心也不勞力的“書呆子”，陶先生則主張實行“教學做合一”的生活教育。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思想。
他的“教學做合一”的教學方法很值得我們借鑒。他批評傳統教育隻管教，不管學，隻教書，不教人，脫離社會實際的弊病。提出，教師的責任不在教書，而在教學生，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能夠手腦並用，不要把學生培養成書呆子。對於教師，則要“教學相長”，不斷進步。
作為為尋找中國大眾教育出路而奮鬥一生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對武訓是極為推崇的。他曾說過：“武訓先生的精神，可以用三個無，四個有來表現他。他一無錢，二無靠山，三無學校教育。但他所以能辦三個學校，是因為他的四有：一、他有合於大眾需要的宏願；二、他有合於自己能力的辦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潔；四、他有盡其在我堅持到底的決心。”因此，陶行知曾發起“新武訓運動”，創立以武訓命名的學校。
武訓和陶行知辦學所處的環境是相同的，一個是在封建社會，一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裏辦學，都是在抗爭奮鬥中辦學，陶先生很重視武訓，他曾說：“我對自己說武訓先生以一個乞丐而創辦柳林、臨清、館陶三個義塾。我和我的朋友的社會關係都比他好，連一個學校也不能維持，何以對得起小朋友，又何以對得起中華民族。”陶行知決心募集200萬基金辦好學校。他本人“賣字興學”，節衣縮食，過著極其艱苦的生活。
然而武、陶二人的辦學宗旨卻不同，武訓是：“你們念好了書，千萬不要忘記窮人。”而陶先生則旨在推行“生活教育”，要“為中國教育探獲生路”，是孫中山先生“喚起民眾”“扶助農工”的具體化，郭沫若稱其為“孫中山死後的一位孫中山”。毛澤東稱他是“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我黨老教育家徐特立稱讚陶行知“為中國新教育放下了一塊奠基石”，他的教育思想在很多方麵適合社會主義教育的需要，可以在社會主義教育中發揮作用和影響。恰在此時，批判《武訓傳》，牽連到陶行知，使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受到冷落和批判，阻礙了我國教育製度的正常發展。
1985年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陶行知基金會成立大會上說：1951年對《武訓傳》的批判是非常片麵、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它基本正確。
風起青萍之末
“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
“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
胡繩在30多年後充分肯定俞平伯“是一位有學術貢獻的愛國者”，“1954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的圍攻是不正確的。”“對於學術領域的問題，隻能由學術界自由討論，我國憲法對這種自由是嚴格保護的”。“黨對這類屬於人民民主範圍內的討論，不需要、也不應該作出任何‘裁決’。”
1954年10月，一封由毛澤東親筆署名的信件，擺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黨的有關方麵負責人的辦公桌上。那時人們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波及全國範圍的思想文化領域批判運動的開端。而引發毛澤東寫這封信的，是被稱為“小人物”的兩位青年作者在發表文章時的際遇。這是一篇關於重新評價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的文章，它被認為觸動了“紅學”界素負盛名的大“紅學”家和某些阻撓文章發表的“大人物”。由此，中國的學術文化界掀起了一陣軒然大波……
《紅樓夢》作為中國近代優秀的現實主義文學巨著，曆來受到學術研究者的關注。對它的各種不同評價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流派，並共同構成了一個專門學問——“紅學”。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界，在此之前的一般稱為“舊紅學”，此後的則為“新紅學”。“舊紅學”中的主要流派是“索隱派”，即主要把《紅樓夢》看成是影射清朝的具體人物和事件，為了“索”出“隱”去的真人實事，極盡穿鑿附會；或者是把《紅樓夢》看成一部單純的政治小說，認為寫的都是康熙雍正年間的滿漢鬥爭，為了推求小說中的人物故事的“底本”，不惜濫加猜度臆測。五四運動以後，以胡適為代表的一些資產階級學者擬駁了“索隱派”的種種謬說，開始采用新的方法研究《紅樓夢》，特別是對作者曹雪芹和他的家世以及曆代各種版本作了周密的考據。通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得出《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傳”的新結論。胡適1921年寫成《紅樓夢考證》，俞平伯1922年寫成《紅樓夢辨》。這兩部書當時並稱為“新紅學”的代表作。
俞平伯作為“新紅學派”的肇始者，與胡適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在出版《紅樓夢辨》以後不久（1925年），俞平伯就曾表示不同意胡適的“自敘傳”說，認為《紅樓夢》中賈家的事雖偶有些跟曹雪芹家相合或相關，卻決不能處處比附，而流於“索隱派”的窠臼。此後，俞平伯的“紅學家”的聲名一直不減。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胡適在政治上依附國民黨而逃離大陸，俞平伯便處於大陸紅學界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著作也得到有關方麵的推崇。俞平伯新版《紅樓夢研究》發表後，中國文聯的機關刊物《文藝報》1953年5月出版的第9號，向讀者推薦這部著作，給予了很高評價，其中說“過去所有紅學家都戴了有色眼鏡，做了許多索隱，全是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紅樓夢研究》一書做了細密的考證、校勘，掃除了過去‘紅學’的一切夢囈，這是很大的功績。其他有價值的考證和研究也還有不少。”隨著這本書的出版，俞平伯應報刊約稿陸續發表了一些介紹《紅樓夢》的文章，其中一篇近十萬言的《讀紅樓夢隨筆》，於1954年1月1日至4月23日在香港《大公報》連載。另有《紅樓夢簡論》一文發表於《新建設》1954年3月號上。這是俞平伯研究《紅樓夢》成果的扼要總結，文章共三節，分別論述和介紹了《紅樓夢》的傳統性、獨創性及著書的情況。
“新紅學”在批判“舊紅學”的過程中形成，以其進步的研究方法戰勝了“舊紅學”而自成一派，在校勘、考訂及至追根溯源、對作品的藝術鑒賞和思想傾向的評價等方麵，均頗有建樹。胡適提出的“自敘傳”說，總起來比“索隱派”更接近作品的實際，注意到了作者的經曆、思想與作品的關係，也是學術上的一個進步。然而，由於曆史和認識的局限，“新紅學派”仍然沒有從各種謬誤中解脫出來，沒有也不可能提出或采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論證方法，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確評價《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如何更好地繼承這筆豐富、寶貴的文學遺產，是新的時代條件下“紅學”繼續發展的一大課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建設，也要求通過像新舊“紅學”交替時期那種必要的批判、揚棄，使“紅學”逐步走向現實主義典型論的科學之門。正是這樣的思想文化和社會曆史的大背景，把兩個“小人物”推到了“紅學”論爭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