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元旦，《民國日報》的社論，對俄國革命發表評論表示：“吾人對於此近鄰之大改革，不勝其希望也。”但它稱道的仍然是二月革命，而不是十月革命。這篇社論指出：
俄國革命之要求惟何？曰人權；曰民權。惟爭人權也，故非達農民工民生活之改善不可；惟爭民權也，故非革除專橫之王家及貴族而建設民主政治不可。吾國之革命要求亦然也……曰建設以三民主義為基礎之民主國家，使國內之各民族各階級舉為平等，而個人之法律上人格皆為尊重。換言之，求人權及民權之伸張也，求平等自由精神之實現也，求吾國之永久和平也。
上海《民國日報》是在孫中山指導下辦理的，係當時各大報中之較進步者。文中內容顯然是以孫中山民主主義的觀點來看二月革命的，因此，它不了解十月革命為什麼要使“新政府顛覆”，使“全國重蹈於無政府之狀態”，“是吾國民自辛亥以來所經驗之恐怖、悲哀、不安、憤激諸苦，俄國國民又經驗之，乃尤較我國為甚矣。”
但到1918年5月間，《民國日報》對十月革命的認識便進了一步了，報紙的消息中說：“俄國新政府所注意者惟在排除資本家之壟斷與官吏之強暴而已。至屬地問題則亦以放任主義立反前專製政府壓迫之政策，務使人民悉登樂土。對於鄰邦，則深不滿意於日本侵略政策”。又說：“俄國數千年之專製政府亦為提倡和平之列寧政府所推翻，行見東亞大陸將為民治潮流所充布，而侵並強霸之主義決難實現於今日矣。俄國列寧政府之鞏固，即由於和平之放任主義，中國似宜取以為法。”
文中所說“放任主義”，似指民族自由聯合和自由分離的民族自決權。《民國日報》向中國人民宣揚了蘇維埃的對外政策及這一政策的遠景，並指出中國也應向俄國人學習，這在中俄關係上實令人一新耳目。孫中山後來曾說：“有了十月革命，便使人類產生了一個大希望”，這不是偶然的。
1918年，孫中山還致電蘇維埃政府和列寧，慶賀十月革命的成功。電文中說：“中國革命黨對貴國革命黨所進行的艱苦鬥爭，表示十分欽佩，並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
當時蘇維埃俄國正處於四麵受敵、孤立無援的境地，列寧接到來自遙遠東方的這封友好的電報，很受感動。
同年8月1日，蘇維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向孫中山致意說：“人民委員會給予我一個光榮任務，向您、尊敬的導師，在幾個月前代表南方國會致工農政府的賀詞一事表示感謝”。又說：“當各帝國主義政府從東、西、南、北伸出貪婪的魔掌，想一手擊破俄國革命並剝奪俄國工農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獲得的東西的時候，當外國銀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準備同這夥強盜勾結的時候，――在這個艱辛的時刻，俄國勞動階級就向他們的中國兄弟呼籲，號召他們共同進行鬥爭。”
孫中山對十月革命所表達的思想情感，是真摯動人的，充分體現了這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不屈不撓、尋師覓友、追求真理的精神。孫中山關於十月革命的賀電，是中國人民第一次向列寧、向俄國革命所表達的敬意和關懷。
據另一種記載說，蘇維埃政府在1920年曾派出一個代表到達福建的漳州，會見了廣東軍隊的領導人，並遞交了列寧的署名信。列寧的信件和這位代表的致意，均十分熱情地關懷著中國局勢的發展，並表示願意幫助中國完成國民革命。
但，孫中山究竟是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觀點來看十月革命的，對其本質還缺乏了解。真正向中國人民分析了十月革命的本質和闡述了它的偉大意義的，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
李大釗在十月革命前就是較急進的密切聯係實際的民主派，而且他在日本留學期間又較早地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因此他在十月革命爆發後能夠很快地理解它的本質和意義，並在它的影響下，能夠較早地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還在1918年初，李大釗就向他的友人宣傳和介紹十月革命的情況。林伯渠當時正在南方跟隨孫中山進行護法鬥爭，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約在1918年3、4月，連續接到李大釗同誌幾封信，詳細給我介紹了十月革命情況及一些小冊子、文件，並對目前中國形勢闡述了他的所見，得到很大的啟發。
1918年7月，李大釗發表了他的第一篇關於十月革命的論文――《法俄革命比較觀》。這篇文章分析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指出了這一革命的曆史意義。文中說：“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文中還針對當時的混亂報道，告訴中國人民不要因為“一時之亂象”而“抱悲觀”，而應“翹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
同年11月，李大釗又發表了《庶民的勝利》的演說和寫下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的論文，繼續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並進一步指出十月革命是“勞工主義的勝利”，一切曆史的殘餘――皇帝、貴族、軍閥、官僚、軍國主義、資本主義，統統都要被摧毀、掃除，他很形象地比喻道：“俄國的革命，不過是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他號召中國人民向十月革命學習，為在中國實現“勞工社會”而奮鬥。
1919年元旦，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以《新紀元》為題的社論，進一步指出：十月革命開辟的“新紀元”，“帶來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他明確地指出，中國人民應該沿著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進。
李大釗關於論述十月革命的幾篇文章，雖然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內容還沒有進行係統的介紹，而且文章也有些不夠恰當之處，但是它卻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和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應該看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開始。
除李大釗外，在早期的啟蒙思想家中，如陳獨秀等，也都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
陳獨秀本來對俄國的二月資產階級革命抱有很大的興趣，他把那次革命當作民主主義對君主主義的勝利，並和世界大戰中的協約國對同盟國的作戰聯係起來觀察（他認為協約國是代表民主主義的，同盟國是代表君主主義的）。十月革命爆發了，由於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叛亂以及蘇維埃政府和德國簽訂布勒斯特和約（1918年3月）等事件的發生，曾使陳獨秀迷惑不解。他以民主主義者的觀點看十月革命，不理解克倫斯基政府為什麼要被推翻，更不理解俄國退出帝國主義戰爭的意義。因此，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陳獨秀對蘇維埃俄國抱著保留的態度。
但是，隨著十月革命影響在中國的擴大，特別是李大釗的宣傳和介紹，陳獨秀的態度也逐步明確起來了。1919年2月9日，他指出：“過激派的行為，縱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協約國把他們破壞俄德兩大專製的功勞，一筆抹殺，又試問公理何在？”4月20日，他更明確地說：“18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20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著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後來的曆史家，都要把他們當做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