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初，蘇維埃政權頒布法令，使教會與國家分離，使教會與學校分離，並宣布信教與否是公民的私事，完全有自己的自由。
此外，蘇維埃政權還頒布了廢止等級、婚姻自由、保護兒童等一係列的法令。
1918年2月7日（俄曆1月25日），蘇維埃政權以法令公布，正式廢止舊曆，采用公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必須組織社會主義經濟事業的進行。
在十月革命後的第五天（11月12日），蘇維埃政權就公布了八小時工作製的法令。接著又公布了《工人監督條例》。實行工人監督的目的，在於防止資本家破壞生產和打擊資本家的反動。這樣，蘇維埃政權便逐漸地使資本家工廠由工人監督過渡到工人管理。
通過一係列的法令和措施，鐵路、航運、對外貿易、銀行等企業，也都分別由蘇維埃政權所接管了。
由於土地法令的執行，工農聯盟進一步加強了。1917年底，全俄農民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彼得格勒舉行。與此同時，在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農民蘇維埃代表大會的聯席會議上，一致通過了合並工人代表蘇維埃和農民代表蘇維埃的決定。
布爾什維克黨的號召，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議，蘇維埃政權的法令，受到革命群眾的熱烈歡迎和支持。因此，蘇維埃政權在勝利地發展著。1918年3月12日，列寧在莫斯科工、農和紅軍代表蘇維埃的演說中指出：“蘇維埃政權已經不僅在大城市和工廠區建立，並且已經深入到窮鄉僻壤了。”
俄國十月革命，在人類曆史發展上，有著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它標誌著舊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崩潰和新的社會主義世界的建立，它使世界分裂為兩大對立的體係，它給世界資本主義帶來一個永遠不能恢複的致命傷。
世界革命的高潮
俄國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很快便從行動中表現出來了。
還在1894年，列寧就曾預言：“當工人階級的先進代表領會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領會了關於俄國工人的曆史使命的思想時，當這些思想得到廣泛的傳播並在工人中造成一種把他們現時分散的經濟戰變為自覺的階級鬥爭的堅固組織時，俄國工人就能率領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專製製度，並引導俄國無產階級（和世界各國無產階級並排地）循著公開政治鬥爭的大道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
列寧說俄國無產階級是和世界各國無產階級並排前進的，換一句說，各國無產階級也是和俄國無產階級並排前進的。十月革命工人罷工和農民起義事件不斷發生。
緬甸當時還是印度的一個行省，1918年，在那裏實行了抵製英貨的運動和掀起了群眾性的對英國殖民政權不合作的運動。在仰光和其他城市的許多企業中，爆發了罷工事件。
此外，阿富汗、埃及、伊拉克、伊朗、摩洛哥、敘利亞、黎巴嫩、土耳其、菲律賓等許多殖民地和附屬國中，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都在不同程度上掀起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它們要求獨立，驅逐殖民者。鬥爭形式各種各樣，工人罷工、農民起義，群眾性的遊行示威，等等。有的是以大規模反侵略戰爭來對待殖民者的侵略。例如，1919年5月3日，英國殖民者挑起了第三次侵略阿富汗的戰爭，阿富汗曾以6萬軍隊抵抗了英軍34萬人的侵略。
綜上所述，十月革命不僅促進了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高漲，動搖了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心，而且促起了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從而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後方，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附屬國裏的統治。
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彙合成一股洶湧壯闊的巨流，形成了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第一個世界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衝決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堤防，不論是在統治的中心，或者是在遼遠的後方，帝國主義的支柱都不再是穩固的了。
十月革命在中國的反響
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第三天，即11月3日，中國的報紙上即以“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為題，報道了這一消息，消息中說：“彼得格勒戍軍與勞動社會已推倒克倫斯基政府。”
從這時起，報道俄國革命的消息，不斷地在中國報紙上出現著。由於消息來自一些帝國主義國家的通訊社，因此情況的報道也是比較混亂的。例如在11月份的報紙上，忽而說“新政府似已得海陸軍多數讚助”，忽而又報道“裏林（即列寧）黨失敗說”；忽而報道“克倫斯基已恢複勢力”，忽而又說“極端派似未失敗”。因此，報紙也不得不承認“真消息難以傳出”。有時，報紙編輯部就幹脆以“一塌糊塗之亂狀”，來作為俄國革命消息的標題。至於把布爾什維克黨稱為過激黨，則是當時報道中一個普遍的說法。
除報紙外，在當時出版的個別的雜誌上，也有反映十月革命的文章。
但，不論報紙或雜誌，在最初的報道中，都是比較混亂的，其態度是不明確的，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敵視。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俄國革命局勢的穩定，中國的輿論也逐步比較明確起來了。1918年2月間，中國的報紙上登載了蘇維埃政府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消息：“俄國……政府……公布公文聲明，凡以前之政府所締結之一切國際條約，限於一千九百十八年一月末以後概行作廢。”四月間出版的《勞動》雜誌第一卷第二號上的一篇文章則說：“現在我們中國的比鄰俄國，已經光明正大的做起貧富一班齊的社會革命來了。社會革命四個字，人人以為可怕，其實不過是世界的自然趨勢。現在社會不善的原因，以後處處皆要發現的，毫不稀奇。”
蘇維埃政府建立後，即力圖和中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但是北京政府以帝國主義的態度為轉移，拒絕和蘇俄發生關係。1917年11月間，蘇維埃政府曾經詢問法國、英國、意大利、美國、比利時、塞爾維亞、羅馬尼亞、日本和中國，是否同意於12月1日和蘇維埃政權進行和平談判。但是，北京政府和其他協約國一樣，對這個呼籲拒絕答複。
當時駐北京的俄國公使拒絕執行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雖然蘇維埃政府將他免職了，但是北京政府仍然繼續和他保持關係。1917年11月27日，俄國公使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代表同北京政府簽訂關於償付庚子賠款期限的協定；12月19日，他又參加了關於稅率協定的簽字。
當時駐俄國的中國公使是劉鏡人，在1917年11月-12月間，蘇維埃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員就同劉鏡人進行過建立兩國外交關係的談判。1918年1月，外交人民委員部正式向中國公使館建議，具體談判廢除沙皇政府所加於中國的各項不平等條約，並簽訂新的協定，以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關係。
雖然北京政府的個別代表對蘇維埃政府的建議感到很大興趣，但是對北京政府外交政策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國際帝國主義者及他們駐北京的外交團。因此，北京政府不僅沒有采納蘇維埃政府的建議，反而對蘇俄采取了敵對的行動。
中國民間和北京政府的態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