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當時和李大釗、陳獨秀等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他把自己的創作稱為“遵命文學”，並進一步解釋說：“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魯迅既然自覺地和“革命的前驅者”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因此，當十月革命的消息在中國不斷傳播開來的時候，他也抱著同情和寄予希望的態度，稱十月革命為“新世紀的曙光”。他發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上的雜感說：“他們（按：指俄國人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
後來（1934年），魯迅在《答國際文學社問》中，談到十月革命對他的影響時也說：“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著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麼；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
蔡元培對十月革命也表示過公開的看法。這位自由主義的教育家，竟認為列寧是托爾斯泰學說的繼承者，他說：“過激派首領列寧等，本來是抱共產主義，與托氏相同，自然也抱無抵抗主義，所以與德人單獨講和，不願與協商國共同作戰了。”他還說：“過激派實是誤用托氏主義”，又說“用兵力來壓製異黨”，是違反了托爾斯泰的學說等等。
蔡元培所以這樣講，中心意思是在宣揚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他認為德國政策實行的是尼采的強權主義，俄國政策實行的是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協約國政策實行的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他說：“誤用托氏主義的俄人失敗了，專用尼氏主義的德人不久也要失敗了，最後的勝利，就在協商國（即協約國）。協商國所用的就是克氏的互助主義。”
以上，是蔡元培在1918年10月18日對北京大學學生的演說。接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蔡元培又在11月15、16日連續發表演說，除了繼續指出“強權論消滅”“互助論發展”外，並以《勞工神聖》為題，指出參加此次世界大戰的，中國隻有在法國的15萬勞工，他認為：“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
蔡元培不理解十月革命，也不認識協約國的本質，但是他喊出的“勞工神聖”，卻迎合了十月革命開辟的新時代的潮流。
胡適對十月革命似乎沒有立即表示什麼態度，但是他卻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大肆宣揚了一番美國。他在歐戰演說中說：“這一次協商國所以能大勝，全靠美國的幫助。”
以上，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對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同態度，左右翼的陣線，還是比較清楚的。那麼，在社會其他各階層中對十月革命是如何反應呢？大體上有這麼三種情況：
第一，在勞動人民中，傳說著俄國的“窮人黨”勝利了。他們以驚喜的態度奔走相告。
第二，在小資產階級中，特別是青年學生（如北京大學）中，傳說著十月革命的勝利就是無政府主義的勝利。因為無政府主義在他們中間傳播有著較久的曆史。
第三，在上層的一些封建官僚們相信帝國主義的敵視報道，視“過激主義”為洪水猛獸。他們在酒席宴前說到“過激派要來了”的時候，無不嚇得麵色如土。
中國學生反對《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鬥爭
十月革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帝國主義者把它視為最大的不祥之物。從這個新生的嬰兒誕生的第一天起，帝國主義強盜就企圖把它扼殺在搖籃裏。
1918年上半年，帝國主義者開始了對蘇俄的武裝幹涉。英法軍隊在蘇俄北部登陸，援助當地的反革命叛亂，並糾合一幫白匪組織了“北俄政府”。
同年1月，日本巡洋艦駛進了海參崴，英國巡洋艦跟著也進來了。4月，日本軍隊在海參崴登陸；接著，英、法、美等國的軍隊也相繼開到。
1918年2月間，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和北京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商談中日軍事行動問題，他們肆意攻擊蘇維埃政權和德國簽訂和約，說什麼“東亞和平深恐為之擾亂”，認為“兩國國防實非迅謀共同行動不可”。
同年3月25日，日本外務大臣本野和章宗祥交換了關於“共同防敵”的照會。5月16日，中日兩國軍事代表（北京政府以靳雲鵬為首，日本方麵以齋藤為首），在北京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協定》中規定：“凡在軍事行動區域之內，中國地方官吏，對於該區域內之日本軍隊，須盡力協助，使不生軍事上之窒礙……”“中國境外派遣軍隊時，若有必要，兩國協同派遣之。”“軍事行動區域之內，設置諜報機關，並互相交換軍事所要之地圖及情報……”此外，還規定了使用中東鐵路的辦法。5月19日，中日兩國又簽訂了與此相類似的《中日海軍共同防敵協定》。9月6日，雙方又簽訂了《關於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實施上必要之詳細協定》，其中規定：“中日兩國各派遣其軍之一部，對於後貝加爾州及黑龍州，各取軍事行動……期指揮之統一及協同圓滿起見，行動於該方麵之中國軍隊，應入日本軍司令指揮之下……”
日本簽訂這個協定的目的，一方麵是幹涉十月革命，同時也是為了借此進一步控製中國，特別是為了鞏固其在北滿的統治。日本利用這個協定，曾向長春以北的中東鐵路附近地區調來了6萬軍隊，占領了中國東北的大片領土。
段祺瑞政府簽訂這個協定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投靠日本，以便維持自己的反動統治。根據這個協定，段祺瑞也曾派遣了一支部隊到外貝加爾，參加了那裏的作戰。段祺瑞政府雖然也曾聲明進入俄國作戰是為了援助協約國抗擊西伯利亞的德奧勢力，並說什麼決不幹涉俄國內政，但實際上，它幹的卻是扼殺蘇維埃政權的可恥勾當。
這一協定，受到了中國學生的堅決反對。
還在1918年4月間，中國留日學生即獲得這一《協定》的秘密消息，他們就進行了集會和散布傳單的活動。5月上旬，留日學生議決組織救國團。但是，他們的活動竟遭到日本警察的幹涉和侮辱，這就更激起了學生們的義憤。學生們決定一律罷學回國。
留日學生回國是分三起走的：一起至上海，一起至北京，另一起為直接回本省者。據5月17日報載，僅至上海者已達1400餘人。如李達、李漢俊、黃日葵等，就是這次回國的。李達回國後，曾到北京和北大的學生代表進行聯係；黃日葵回國後，也到了北京大學作旁聽生。其他經東北三省回來者也很多。回國學生在上海設立救亡團本部，在北京設分部，各省則設立支部。救亡團在國內展開了請願及各種宣傳聯絡活動。學生們在泣告同胞書中說：“我同胞乎，速起反對密約，頭可斷，血可濺，此約不可認也。士農工商，其各奮起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