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孔孟之道是封建專製政治的思想基礎。
孔子創立儒家學說，其主要內容是“禮”和“仁”。禮，指統治階級規定的秩序。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禮的根本，據此區別人與人的關係，確定每一個人應受的約束，使各守本分，不得逾越。
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根據孔子的“禮”（倫理綱常）和“仁”（仁義道德）的思想，提出了係統的維護封建製度的三綱五常學說。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是：仁、義、禮、智、信。
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和沒落，封建倫理更加規範化了，宋元明又產生了和流行著程、朱理學（道學）。“理”的內容，就是三綱五常。清代思想家戴震曾深刻揭露封建統治者“以理殺人”：“人死於法，猶有憐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地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封建統治，極力使這種三綱五常說，成為全社會的統治思想。小生產者接受的也是這種思想，他們的落後的生產地位，使他們不可能形成遠大的先進思想。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所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因此，我們在清末社會看到的是：各家各戶（不管是農村、城市）每年門戶上貼的春聯盡是：“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
因此，我們在民國後的長時期中，社會上看到的是：各家各戶（不管是農村、城市）也還大都供奉著“天地君親師”的神牌。“君”是核心，是天地的崇高代表。國不可一日無君，失了“君”就失了宇宙的主宰者。這種意識形態，構成了封建專製政治的頑固的思想基礎。
第四，封建專製主義有著軍事力量作為它的強大支柱，中國曆代皇朝的“天下”差不多都是打下來的（所謂“打天下”），因此封建主義的專製，不僅是政治專製，而且也是軍事專製。中國古代是這樣，近代也是這樣。袁世凱就是靠小站練兵起家的。正因為他手中掌握了一支北洋軍，所以能夠左右開弓，使清皇室和民國政府都把政權交給了他。
袁世凱竊取政權後，實行專製的“統一”，首先強調的也是軍權的“統一”。他借口“服從命令為軍人之第一要義”“軍人不得私組政團”“不準幹預政治”等等，剝奪了革命派和一切異己的武裝，因而在1913年能夠比較順利地鎮壓了“二次革命”，並使自己的政權向恢複帝製逐步過渡。
袁世凱依恃軍事力量作為封建專製政治的支柱，張勳、段祺瑞也都是這樣。張勳所以敢擁清廢帝複辟，正因為他手中有著數千辮子軍。段祺瑞雖然變換各種手法，不要帝製的名義了，但始終沒有鬆手的是他的“參戰軍”“國防軍”。
事實正如毛澤東所說：“辛亥革命後，一切軍閥，都愛兵如命，他們都看重了‘有軍則有權’的原則。”
第五，中華民國建立後，封建專製主義還十分頑固，除以上各種原因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帝國主義的支持。正如後來共產國際所分析：帝國主義者“首先和以前的社會製度的統治階級――封建地主、商業和高利貸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以反對占大多數的人民。帝國主義到處致力於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一切剝削形式（特別是在鄉村），並使之永久化，而這些形式則是它的反動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礎。”“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全部財政軍事的勢力，乃是一種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殘餘及其全部官僚軍閥上層建築的力量。”
在意識形態方麵，列寧在1913年論述東方各國的政治生活時即指出：帝國主義不僅從政治上支持那裏的反動勢力，而且從意識形態上支持那裏的“僧侶主義和蒙昧主義”。
在探討了封建專製主義在中國生長的種種原因之後，再來看民國以來的種種怪現象，就不難理解了。
第二節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青年知識分子的愛國激情，遍布全國。不論在沿海的大城市，或內地的中小城市，都是這樣。
當時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的青年毛澤東，便於1915年在一本揭露二十一條的《明恥篇》上寫道：“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不僅北方軍閥不好，西南軍閥也不好，他們是“一丘之貉”。
多年的碰壁，使孫中山思索再思索。
中國的出路在哪裏？
群眾鬥爭如火如荼
茫茫大陸起風雲，
舉國昏沉豈足雲；
最是傷心秋又到，
蟲聲唧唧不堪聞。
這首詩，是周恩來1916年秋在南開學校讀書時所作，題為：《次日皋如夫子傷時事原韻》。張日皋如的原詩是：
太平希望付煙雲，
誤國人才何足雲；
孤客天涯空涕淚，
傷心最怕讀新聞。
上麵兩首詩，都反映了當時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的一種憤世嫉俗、憂國傷時的心理狀態。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富於政治敏感的青年學生，是不甘於自己國家的沉淪的。
明末清初的愛國主義思想家顧炎武曾說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意思是說：天下者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哪一個人的天下，“天下”要亡了，人人都有責任去挽救它。顧炎武的這兩句話，為後人經常稱道和引用，每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總是用它來激勵人心，鼓舞士氣。1916年10月3日，周恩來在南開學校所作的一次題為《中國現時之危機》的講演中，便號召廣大青年同學“興雞鳴起舞之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念”。
青年知識分子的愛國激情，遍布全國。不論在沿海的大城市，或內地的中小城市，都是這樣。當時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的青年毛澤東，便於1915年在一本揭露二十一條的《明恥篇》上寫道：
五月七日，
民國奇恥；
何以報仇？
在我學子！
不僅國內的學生如此，就是國外的留學生也是如此。因為這些留學生身居異國，消息又很靈通，所以他們的憤激情緒，甚至比國內還要高昂。誠如李大釗在為留日學生總會所寫的《警告全國父老書》中所說：“同人等羈身異域，切齒國仇，回望神州，仰天悲憤。”
先進的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除知識分子外，其他社會各階層也都動起來了。“五四”前的中國社會經濟狀況，既然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和掠奪，那麼，生活在最底層受剝削、壓迫最嚴重的工農勞苦大眾，必然要進行堅決的反抗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