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本通過借款，不僅在軍事上取得了特殊地位，而且也在政治上取得了特殊地位。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時，日本曾提出在中國中央政權中設置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的要求。那時，袁世凱也因有所顧忌而未敢全部應允。但是，現在日本的要求都在段祺瑞政府中一一實現了。例如，段曾聘青木為軍事顧問，聘阪穀為財政顧問，續聘有賀為政治顧問，等等。
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極小的代價，從段祺瑞手中取得了大量的權利，他們是深為得意的。日本寺內內閣下台時，曾自誇其侵略中國之成果說：“大隈內閣向中國要求二十一條，惹中國人全體之怨恨，而日本卻無實在利益。本人在任期間，借與中國之款，三倍於從前之數；其實際上持植日本對於中國之權利，何止十倍於二十一條。”
綜上所述，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通過1915年的“二十一條”及其以後的各項秘密條約，日本取得了在中國政治上的特殊地位。通過1917、1918兩年的借款，日本又取得了在中國財政上的特殊地位；通過“參戰”借款，日本更取得了在中國軍事上的特殊地位。
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特別是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頑固的封建專製主義
辛亥革命以後，雖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由於不久袁世凱竊取了政權，就使這個“民國”徒具形式，而無內容了。
就是這塊徒具形式的中華民國招牌，也有人十分厭煩它，盼望很快摘掉它。有一位清朝遺老編了一副對聯，對“民國”大加諷刺說：
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
這種泄憤的詛咒，不能看作是個別的現象，而應看作是一種勢力，一種階級的情緒反映。魯迅於1927年10月在上海的一次講演中，曾很幽默地說過下麵一段話：
我從前也很想做皇帝，後來在北京去看到宮殿的房子都是一個刻板的格式，覺得無聊極了。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和許多朋友有趣的談天，熱烈的討論。做了皇帝，口出一聲，臣民都下跪，隻有不絕聲的Yes，Yes，那有什麼趣味？但是還有人做皇帝，因為他和外界隔絕，不知外麵還有世界！
凡是生活在現代的中國人，在參觀過一次故宮之後，大概都會和魯迅先生有同感：做皇帝實在沒有趣味。
但是，在民國初年（以至很久），想做皇帝的人卻大有人在，擁護別人做皇帝的人也大有人在。這是什麼原因呢？魯迅指出是“和外界隔絕，不知外麵還有世界”，我們把這個意思引申一下，是否可以這樣理解：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兩三千年來）都是一個封建社會，是一個“和外界隔絕，不知外麵還有世界”的封閉社會，鴉片戰爭以來雖然受到歐風美雨的波及，但是封建專製主義的根基卻始終沒有動搖。中國人仍然是從娘肚子裏生下來就沒有民主，也不曉得民主為何物。
話又得說回來，辛亥革命以後和以前究竟有所不同了。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雖然隻存在了90天左右，但它留給人們的中華民國的觀念卻是深刻的，因而使得袁世凱的稱帝和張勳的複辟都不能不是短命的，繼起的統治者段祺瑞仍不得不掛起民國的招牌。
複辟，給人們的教訓是深刻的。人們不禁要問：複辟的醜劇為什麼能夠一再上演，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這些軍閥頭子們雖然沒有稱帝，但他們仍繼續著封建專製主義的統治，仍然是皇權主義者，這又是為什麼？
魯迅在《忽然想到》（1925年2月12日）一文中寫道：“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雖然還隻有十四年！”
“民國”為什麼失傳？在沒有回顧民國以來的曆史以前，讓我們首先探討一下封建專製主義在中國盤踞兩三千年以至民國以來仍然繼續盤踞的原因。
第一，地主階級是封建專製主義的階級基礎。兩三千年來，中國廣大農村一直被這個階級直接統治著，城市中的各級政權則是這個階級的政治代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提出了“平均地權”，可謂抓住了問題的根本，但是年輕而又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卻不能找到解決這個根本問題的道路。而到辛亥革命時，這個問題卻被拋置不顧，連提也不提了。因此，正如魯迅在《阿Q正傳》中所指出的那樣，辛亥革命前的未莊，是由趙太爺和錢太爺兩家大地主統治著；辛亥革命後，依然是趙、錢兩家統治著。在這裏發生的“革命”，不過是由趙秀才和錢洋鬼子到尼姑庵（靜修庵）去革掉一塊上寫“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卻又乘機偷走觀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爐）而已。未莊的惟一變化，是“將辮子盤在頂上的逐漸增加起來了。”而城裏呢，“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縣衙門裏監牢裏關的是什麼人呢？一種是“不準革命”的阿Q，還有就是“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的那種人。
魯迅筆下的未莊，可以說是當時全國農村的一個縮影。
反動的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製政治的基礎，是帝國主義、封建軍閥、貪官汙吏的牆腳，辛亥革命沒有破除這個基礎、挖掉這個牆腳，所以最後還是失敗了。
第二，如果說地主階級是封建專製主義的階級基礎，那麼，廣大的小生產者則是它的社會基礎了。小生產者是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聯係的。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個體小生產者，不能自己代表自己。小生產者也往往受地主階級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不斷地起義和反抗，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是農民如果不在先進階級領導之下而單獨進行起義，結果隻能是封建專製主義的改朝換代，例如朱元璋所代表的元末農民大起義，在明皇朝建立以後，所推行的封建專製主義，和前人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就在每一次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鬥爭停息以後，雖然社會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係和封建的政治製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來。
從魯迅的《阿Q正傳》，也可以看出小生產者是怎樣認識“革命”的：
阿Q“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原來是“深惡而痛絕之”的。但後來覺察到“革命”“卻使百裏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的怕，於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況且未莊的一群鳥男女的慌張的心情，也使阿Q更快意。”於是他感到“革命也好吧”，“也要投降革命黨了”，“革這夥媽媽的命”。可以看出，阿Q是帶著個人的複仇情緒來參加“革命”的。
阿Q“革命”的目的是“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
他的經濟目標是：“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錢家的桌椅……”
他的政治目標是：“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留幾條麼？王胡本來還可留，但也不要了……”
不要摧毀舊的土地製度，沒有改革政治製度的遠大理想，阿Q所要求的隻是在未莊實現個人獨裁。甚至於誰來做自己的老婆，他都考慮到了：“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嚇，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泡上有疤的……吳媽……可惜腳太大。”因此，阿Q的“革命”成功，也隻能是封建專製主義的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