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大青年學生、民族工商業者、愛國華僑和其他愛國人士，他們也不滿於中國墮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深淵的現狀，因而也積極參加挽救民族於危亡的鬥爭。這些鬥爭，有的是直接針對帝國主義的，有的是為謀自己的生存，而針對中國的反動統治的。不論是哪一種，總的來說都是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打擊。
孫中山彷徨歧途中
全國工人、農民、學生、民族工商業者、華僑及各界愛國人士鬥爭的發展，醞釀著一場大的革命風暴的來臨。
這種形勢，要求有一個先進的革命政黨，製訂一個適應當前鬥爭的革命綱領，以便把全國人民領導和組織起來，集中力量去同反革命的敵人作戰。
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已不可能再擔負起如此重大的任務了。
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再度亡命日本，他在日本力勸流亡的革命黨人重新振作，恢複同盟會時期的革命精神，共同組織中華革命黨。
他鑒於辛亥後由於同盟會的渙散而招致革命失敗的教訓，非常強調事權的統一。1914年5月29日，他在致黃興函中認為“二次革命”的失敗，“全在不聽我之號令”，堅持今後“欲為真黨魁，不欲為假黨魁，庶幾事權統一，中國尚有救藥”。6月15日，他又致函南洋革命黨人說：“此次重組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惟一之要件，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並稱“本黨係秘密結黨，非政黨性質”。
1914年7月，中華革命黨在東京舉行成立大會，孫中山在會上宣誓加盟，正式就任總理職務。其他人入黨時均須立誓約，按指印。
從一定意義上說，即從主觀上為了加強戰鬥力來說，孫中山是對的。正如他自己所說：
“鑒於前此之散漫不統一之病，此次立黨特立服從黨魁命令，並須各具誓約，誓願犧牲生命自由權利，服從命令，盡忠職守，誓共生死。”
但從客觀實際上看，這種過於在形式上的嚴格要求，必然使革命組織成為一個狹隘的小團體。中華革命黨開成立大會時，到會者隻有三百餘人。黃興拒絕入黨，離日去美。許多未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同盟會員則在東京組織歐事研究會，別樹一幟。
孫中山在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上公布手書的《中華革命黨總章》，規定“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以“掃除專製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
原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辛亥革命後隻剩下一民主義了。孫在1913年3月出席東京的一個歡迎會上便明確地這樣講過：“民族、民權二大主義均經達到目的，民生主義不難以平和辦法，逐漸促社會之改良。”在孫當時看來，清朝統治被推翻，民族主義已完成；民國建立，民權主義也已完成。
現在，經過“二次革命”的教訓，認清了袁世凱的竊國麵目，恢複了民權主義。這自然是一大進步。但是，孫中山這時仍然未認識到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主要敵人，因此中華革命黨的二民主義綱領仍然是殘缺不全的。
中華革命黨成立後，設支部於國內外各地，國內支部專事組織武裝討袁，海外支部負責籌款。袁世凱複辟帝製時，革命黨人積極在上海、廣東、江蘇、浙江、湖南、江西、東北、山東、四川、陝西、湖北、福建等地發動武裝起義。孫中山在討袁檄文中怒斥袁世凱“非法攘攫正式總統，而祭天祀孔，議及冕旒，司馬之心，路人皆見”。又指出：“袁賊妄稱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隸牛馬之時，此仁人誌士所為仰天椎心，雖肝膽塗疆場、膏血潤原野而不辭也。軍府痛宗國之陸沉，憤獨夫之肆虐，爰率義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與吾國民更始。”
但是，中華革命黨既缺乏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也缺乏一條正確的組織路線，因此，雖有許多反袁的武裝起義，但這些起義大都是沒有充分準備的單純軍事冒險。也正如孫中山本人所說的，“黨內重要人物已冒險深入內地，急思發動，成敗在此一舉，不能複待。”
既然缺乏充分的準備，特別是缺乏發動和組織群眾的準備，因此，失敗就是不可避免的。上述各地起義，有的沒等發動就遭破壞，有的發動了也很快被鎮壓下去。
袁死，段繼，軍閥統治的本質並沒有改變。袁世凱竊國的教訓，使孫中山考慮到怎樣才能既有民國之名，又有民國之實。1916年7月間他在上海對參、眾兩院議員及各界名流、新聞記者發表關於地方自治的演說；1917年又專門從事《民權初步》的著述，都表明了這種探索。但是，他所設想的仍是一些英美式的地方自治方案和議會的開會方法等，而沒有考慮到如何依靠群眾推翻軍閥統治的問題。
張勳複辟前，黎元洪被迫解散國會；複辟失敗後，段祺瑞又製造了自己禦用的工具――安福國會。
國會和約法，是共和國的象征。國會被解散，約法被撕毀，孫中山認為這是對民國的最大背叛。他立即到廣東進行護法活動，北方的國會議員這時也相繼赴粵。1917年7月上旬，他在致桂、粵、湘、滇、黔、川六省都督及各界的電中說：“火速協商，建設臨時政府，公推臨時總統，以圖恢複。”
8月，廣東非常國會在廣州開幕，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規定在《臨時約法》效力未完全恢複以前，中華民國行政權由大元帥行使。
9月，孫中山被舉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並電請黎元洪南來組織正式政府。
這時，孫中山對軍閥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指出：“今張勳雖敗，而段祺瑞等以偽共和易真複辟；其名則美，其實尤窳。”又說：“今日之亂，非帝政與民政之爭，非新舊潮流之爭，非南北意見之爭，實真共和與假共和之爭。”孫中山反複強調了對真共和追求的決心，而且對北方軍閥的假共和大張撻伐，就這個意義上說，護法運動是應該肯定的。
但是，孫中山所依靠的力量卻是西南軍閥。這時，中華革命黨已名存實亡。孫中山既沒有革命武裝，也沒有革命組織，而且他這時也不懂得去“喚起民眾”。在這種情況下，護法運動建立在一個很不可靠的基礎上，其失敗也就成為必然了。
西南軍閥參加護法運動，隻是為了乘機奪取權力。在與己有利時，他們可以利用孫中山這麵革命的旗幟；而在與己不利時，他們又可以隨時把孫中山拋開。就在護法軍政府成立後不久，12月間，桂係軍閥便通電主和。1918年1月間，滇桂軍閥成立“護法各省聯合會”，推岑春煊為議和總代表，形成和軍政府的對峙。5月，由政學係操縱的非常國會，通過了改組軍政府案，廢大元帥，改為七總裁合議製。孫中山雖為七總裁之一（其他六人為唐紹儀、伍廷芳、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林葆懌），但實權卻被剝奪了，唐繼堯認為孫中山“宜遊曆各國，辦理外交”。
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被軍閥們趕了出來。5月下旬離開廣州。他在5月4日辭大元帥職的通電中說：“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