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國民軍被迫放棄天津，退守北京。段祺瑞及其黨羽為奉軍作內應，圖謀把國民軍趕出北京。國民軍參謀長鹿鍾麟發現了他的陰謀後，於4月10日晨派兵包圍了執政府，並要逮捕他。他提前30分鍾得到消息，倉皇逃入了東交民巷的法國東方彙理銀行的一幢樓裏。過去，他無論軍事上兵敗還是政治上失勢，都不往這裏跑，因為躲在家裏也安然無恙，不了了之。他知道，當時的對手同自己是一丘之貉，本屬一類，鬥來鬥去，無非是爭權奪利，一般不會加害其身，這次卻迥然不同了，站在自己對麵的是革命的人民群眾。“三一八”之後，愛國學生誓不罷休，天天要和他算賬，為死難者報仇，使這位昔日威風凜凜的大人物也自知罪孽深重，因此，總是不寒而栗，惶惶不可終日。這時，隻有東交民巷是他得以棲身的庇護所了。曆史雄辯地證明：人民的力量是真正強大的。不是嗎，當年凶神惡煞般的“北洋之虎”，在它的麵前，不也都變成了紙老虎，進而又變成喪家之犬了嗎？
國民軍退出北京後，他又溜回家中。4月17日，他通告複職，並向張作霖、吳佩孚搖尾乞憐，但吳佩孚宿怨未消，電令京畿駐軍監視他，並逮捕安福係分子。他又企圖轉為聯奉拒吳，可是，張作霖也不願理他。這樣，他才自知到了窮途末路，再難於有所施展了，於是，發表了一個“退休”的通令，長歎道：“本執政從容修省，得為海濱一民，終其餘年所欣慕焉。”20日，他狼狽下台，當天下午，乘坐張作霖給準備的專車，逃往天津。
第七節 張作霖：安國乎，禍國乎（一）
從1920年起，張作霖開始將目光轉向關內，虎視北京。
張作霖的公開表態使皖係產生幻想，也使總統徐世昌產生請張作霖進行“調停”的念頭。
在煽動段祺瑞動武的同時，徐樹錚還秘密策劃了一個殺害張作霖的陰謀。
7月11日，張作霖正式下達了出兵的動員令。
皖係雖被打倒，直、奉兩係卻取而代之，成了北京政府的“太上皇”。
對於張作霖的主動獻媚，日本方麵的意見很不一致。
吳佩孚見張作霖跳了出來，正好借題發揮。
張作霖獲悉高士儐、盧永貴作亂，就想起了張宗昌。
擴張受挫
勞而無功的“調停人”
經過幾年的鑽營，張作霖如願以償地當上了“東北王”，在東三省站穩了腳跟，“人心不足蛇吞象”，隨著奉係軍閥勢力的發展，張作霖的政治野心也日益膨脹，已不再滿足於當一個“東北王”了。從1920年起，張作霖開始將目光轉向關內，虎視北京，力求在全國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北京中央政府內部直、皖兩派日趨激烈的傾軋，恰好為張作霖向關內擴張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機會。
自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便分裂成直、皖兩大派，為爭奪北京中央政府的控製權，不斷地發生矛盾和衝突。以段祺瑞為首的皖係，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下，雖幾經曲折，卻始終掌握著北京政府的實權。1918年，段祺瑞雖然被迫與當時的直係首領馮國璋同時引退，分別辭去國務總理與代理總統的職務，共同擁戴徐世昌為大總統，但他仍擔任著“參戰督辦”的頭銜。段祺瑞利用這一身份，並依靠手中掌握的“參戰軍”和由安福係控製的國會，繼續把持北京政府，專橫弄權，致使大總統徐世昌形同“傀儡”。皖係軍閥，特別是段祺瑞的心腹幹將徐樹錚及其他安福係政客的胡作非為，激起了直係軍閥的極大不滿和強烈反對，直、皖兩派的矛盾和衝突再一次激化，發展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
馮國璋卸職一年多後，於1919年12月死去。曹錕、吳佩孚遂繼起成為直係的首領。為了同皖係對抗，曹錕首先聯合屬於直係的五省督軍，即江蘇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陳光遠、河南督軍趙倜，組成五省同盟；然後又爭取和拉攏奉天督軍張作霖及吉林督軍鮑貴卿、黑龍江督軍孫烈臣站在自己一邊，將反皖的五省同盟擴大為八省同盟。
張作霖與段祺瑞及皖係軍閥的關係本來一直很好。在奪取東三省最高統治權的過程中，他得到過皖係的不少幫助。作為回報，張作霖也曾在直、皖兩派的爭鬥中，支持段祺瑞，反對馮國璋。此時，張作霖卻一反常態，助直反皖了。
究其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是皖係因其倒行逆施早已聲名狼藉，成了眾矢之的，張作霖慣於順風使舵，不願再為遭人民唾棄的皖係張目；而更重要的是皖係的擴張政策，特別是徐樹錚染指東北地區的野心侵犯了張作霖的勢力範圍，引起了他的強烈不滿。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段祺瑞不得不將“參戰軍”改為“邊防軍”，並派他的心腹幹將徐樹錚為主管。按照段祺瑞的旨意，1919年6月，北京政府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兼“邊防軍”總司令，授以節製內蒙、新疆、陝西、甘肅各省軍隊的全權。徐樹錚上任之後，在西北地區獨攬大權，練兵購械，設立銀行，發行公債，創辦墾牧公司等，儼然成了大西北統治者。徐樹錚的所作所為，不僅激怒了直係軍閥，也觸犯了張作霖的利益。1918年，張作霖即因徐樹錚擅用奉軍名義，冒領軍費，為自己招兵買馬一事，曾嚴厲地斥責過他。現在，徐樹錚又想同自己分庭抗禮，染指自己的勢力範圍，更使張作霖不能容忍。他下決心聯直反皖，把徐樹錚趕下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