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選舉前一天，交通係、研究係的108名議員決定不出席、不要錢，不屈服於武力。開會這天，交通係頭子周自齊帶領40多名議員去逛花園，王揖唐則坐著汽車在北京城拉議員，拉誰誰不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拉到八個人，無濟於事。重新召開選舉會的時候，周自齊又帶著大批議員到天津去了。國會不足法定人數，選舉無法進行。於是，安福俱樂部派出了八名人高馬大，身強力壯的議員追到天津。在天津，八條漢子東奔西走，到處搜尋，終於得知：周自齊做東道主，在南市妓院裏請議員們吃花酒。這些議員們被堵住後，不甘心束手就擒，企圖逃走，而安福係派來的人抓住死死不放。於是，這些頗有身份的人也不顧平日自己的“尊嚴”了，在大街上你拉我扯，吵吵鬧鬧。巡警以為光天化日之下發生了綁票案，急忙前來查問，直到他們亮出議員證，警察才將他們放行。最後，議員們一個一個被挾持著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在北京，也鬧得滿城風雨、烏煙瘴氣，出動了大批警察和多輛汽車，分頭去抓議員們到會。盡管安福係如此賣力，選舉會還是沒能開成。曹錕非但既花了錢，又沒當上副總統，而且還鬧了個雞飛蛋打，一場空歡喜。這件事成為一樁醜聞，風傳全國，人人笑罵。他為了自己的麵子上好看，便從保定發出了一個稱病請假的電報。
這時，全國又出現了一個日益高漲的和平運動。徐世昌以總統名義頒布了“和平令”；段祺瑞則繼續倒行逆施，反對和平，從而，徐世昌、段祺瑞之間矛盾逐步加深。曹錕因選舉副總統失敗，產生了對徐世昌及交通係怨恨和對段祺瑞感激心理。段祺瑞和安福係仍以選他為副總統來拉攏他。1918年11月24日，在段祺瑞授意下，督軍團組織了一個旨在團結北洋軍閥的“戊午同袍社”，並公推曹錕為“社長”。他當上了“社長”後，自以為已執北洋軍閥集團的牛耳，穩操副總統席位的勝券了，所以大肆為段祺瑞搖旗呐喊，破壞徐世昌的“和平統一”計劃和南北議和活動。
長期以來，直係軍閥和皖係軍閥之間勾心鬥角，矛盾日益加深。馮國璋死後，曹錕成為直係軍閥的新首領。直皖之間的矛盾非但未能得到絲毫緩和，反而更加尖銳了。1919年6月，段祺瑞將參戰軍改為邊防軍，徐樹錚當上了西北籌邊使，皖係勢力迅速發展。這樣，“東北王”張作霖和曹錕在新的威脅麵前，開始勾結起來，逐漸形成了直、蘇、鄂、贛四省和奉、吉、黑三省的“反皖同盟”，不久，河南也加入了這個同盟，與此同時，對南方作戰的吳佩孚堅決要求撤防北歸。段祺瑞麵對這種嚴重的政治危機，還要繼續玩弄舊手法，援意安福係補選曹錕為副總統。然而，曹錕這次沒有再上當。1920年4月8日，他在保定召集“反皖同盟”的各省軍閥代表舉行秘密會議，討論了反皖對策，從而，使直皖矛盾進一步升級。
5月，吳佩孚從湖南前線撤兵北上；段祺瑞也加緊部署，準備先發製人。雙方劍拔弩張，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7月上旬，曹錕和張作霖裏應外合，催促徐世昌罷免徐樹錚。對此，段祺瑞惱羞成怒，以邊防督辦名義命令邊防軍緊急動員，自任“定國軍”總司令，決定起兵討伐曹錕、吳佩孚。在段祺瑞的壓迫下，徐世昌又不得不下令“懲辦”吳佩孚，曹錕也因“督率無方，著褫職留任”。這一切都無濟於事，14日，直皖戰爭爆發。戰爭剛開始時，難分勝負。17日，在西線戰場上，吳佩孚突襲鬆林店，生擒了“定國軍”第二路兼前敵司令曲同豐及其他高級將領，曹錕在保定光園接受曲同豐獻刀投降。在東線戰場，奉軍協助直軍作戰，迫使在廊坊指揮作戰的“定國軍”參謀長徐樹錚匆匆逃回北京，其部下不戰而降。直皖戰爭共進行了四天，以直係獲勝皖係失敗而告終。段祺瑞因戰敗而通電辭職，從此，以曹錕為首的直係軍閥和以張作霖為首的奉係軍閥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權。
曹錕與張作霖合作戰敗了皖係軍閥之後，二人忙得不可開交，雙方爭奪收編皖係敗兵，爭奪中央和地方人員的安排及權力的分配，擴大各自的地盤，於是，新的爭鬥又開始了。
1920年7月28日，曹錕應靳雲鵬、張作霖之邀到天津參加會議。會上，曹錕對張作霖作了重大讓步，改變了推舉直係元老王士珍組閣的想法，同意了張作霖請其兒女親家靳雲鵬複職的建議。8月4日，曹錕、張作霖又分作兩批前往北京。徐世昌在火車站鋪下了黃土，以帝王之禮迎接兩個大軍閥。從車站到旅館，沿途交通斷絕，警戒森嚴，商店、居民都懸掛國旗表示歡迎。曹錕在北京每天都忙著同張作霖進行政治分贓。首先，按照他們的意誌組成了內閣，共同壟斷了北京政府；接著，又各自向北京政府索取了1000多萬元軍費。可是，他們還覺得撈得不夠，對徐世昌以邊防吃緊為借口要他們早回任所的勸告置之不理，遲遲不肯離京，直至徐世昌明令曹錕改任直、魯、豫三省巡閱使，張作霖晉授鎮威上將軍之後，二人感到各得其所，名利雙收了，才於9月4日離開北京，又去了天津。
在天津，他們又辦了一件“大事”。在張景惠、靳雲鵬的捏合之下，曹錕將七歲之女曹士英與張作霖八歲的四子張學思訂了婚。曹錕與張作霖聯姻，完全是一種政治性的包辦婚姻。這正如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揭露的那樣：“對於王公本身，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正因為這樣的“親家”是建立在集團和個人利益基礎上的相互勾結與利用，所以，就很不可靠。當集團和個人利益迫切需要的時候，姻親關係也得讓位於集團和個人利益，那麼，親家也就不親了。
1921年底，北京政府內外交困，矛盾重重，無法擺脫困境。12月17日，靳雲鵬宣布辭職。24日，根據張作霖的推薦，梁士詒為國務總理。梁士詒是一個著名的親日派，其後台又是親日的奉係軍閥。梁士詒上台之後，幹了一係列親日賣國的勾當，激起了全國各界的強烈不滿。同時，也激化了英美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代表英、美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直係軍閥吳佩孚接二連三發表通電，指雞罵狗，明的是攻擊梁士詒，暗的是責罵其後台張作霖。當初，曹錕考慮到自己與張作霖是親家，不便反目，所以還充作“老實人”，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有時甚至表示退讓，後來，張作霖與吳佩孚勢同水火，一個驅使大批奉軍入關，一個在京漢路上扣留車輛，頻頻調動軍隊，加強戰備。這時，為了維護集團和個人利益，曹錕明確答複了張作霖提出的“究竟是部下親還是親戚親”這個尖銳的問題。他在給吳佩孚的電話中說：“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親戚雖親，不如自己親。你要怎麼辦，我就怎麼辦。”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直軍方麵由於馮玉祥的支援，加之奉軍十六師倒戈，張作霖戰敗，撤回關外。據當時奉軍西路軍總司令張景惠揭露這次戰爭內幕時說，他曾和曹錕秘密商定，不得已而戰，奉軍假裝敗退，以挫張作霖的氣焰，曹錕表示同意。可是，開戰之後，奉軍在長辛店方麵假裝潰退，作為“老實人”的曹三爺並不老實，竟背信棄義，把秘密協議拋到了九霄雲外，來了個假戲真唱，使奉軍一敗塗地。這次直奉戰爭後，曹錕、吳佩孚控製了北方的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