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黎元洪主張任命伍廷芳為國務總理，以恢複民國6年時他下台前的原狀，在直係各派的一致反對下，遂改任顏惠慶為總理，由於這屆閣員們不肯就職，根本無法行使職權。
7月，在“保派”勢力的壓迫之下，黎任命唐紹儀組閣，僅僅兩個月，就被“洛派”的王寵惠內閣取而代之。如是，短短數月之間，閣潮迭起，更替頻繁。汪大燮、王正廷、張紹曾內閣先後粉墨登場，直到吳佩孚自感“洛派”勢力已處孤立狀態，暫時屈服於曹錕，“保洛之爭”暫告段落，黎元洪才稍有適從，得以苟延殘喘。
1923年初，曹錕在“保洛之爭”中獲勝，已不滿足於在後台作牽線老板的角色，迫不及待地想戴上大總統的桂冠，黎元洪在他眼中已成為礙手礙腳的累贅。為趕走這個幾個月前由自己費盡心機拉來的黎大總統，他到處招兵買馬，拚湊各種俱樂部，大造“黎元洪任期已滿，應當另選”的輿論。
6月7日，在曹錕的唆使收買下，張紹曾內閣全體總辭職，想以“閣員倒閣”的手段“驅黎擁曹”。翌日，北京駐軍的步軍、毅軍首領及警察代表500餘人身著製服，腰掛佩劍到總統府請願，借口內閣無人負責向總統索餉，實際上也是由曹錕導演的驅黎鬧劇的一幕。
8日，天安門前講台高築，由曹錕智囊邊守靖雇用的數百名“公民團”舉行“國民大會”。高呼反黎口號，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讓賢路”。
9日，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步軍統領聶憲藩及警察總監薛之珩再次帶人到黎宅索餉。
一連數日，黎宅外有軍警圍宅索餉；“市民請願團”手持小旗，高呼“總統退位”的吼叫聲震耳欲聾；內有舊部故交眾叛親離，拋他而去。通向外界的電話線早已被掐斷，水電全無，黎元洪坐困家中，形如囚徒。他派人致函國會，聲明自己已不能在京自由行使總統職權，欲將政府遷往天津。
6月13日中午，黎元洪在美國顧問和幾位侍從陪同下，倉皇逃離東廠胡同，登上去天津的專車。臨行前，黎元洪將總統印信托付姨太太黎本危，叮囑再三，命其攜至東交民巷的法國醫院珍藏起來。在他看來，隻要總統的印信在握，大總統的桂冠就不會失去。
黎元洪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由他親自提名任命的直隸省長王承斌，早已奉曹錕之命在楊村車站“恭候”他的到來。
總統專列剛一進站，王承斌即率軍警跳上車廂。王先是假意勸解黎總統回京，後是直截了當追索總統印信。車到天津，黎元洪一眼瞥見林立在窗外兩側荷槍實彈的軍警，當場問王承斌：“我不把印信交出來，你敢把我怎麼樣？”
王承斌狡猾地回答道：“既是如此，就委屈總統在車上仔細地想想。”
說罷，王承斌下令摘去車頭，將黎一行困在車廂裏，竟自回到省長公署歇息。黎元洪等下車不得，求援無路，連前來探望的兒子也被拒之站外。接連幾小時過去，黎元洪饑腸轆轆，悔恨交集，痛不欲生，一把掏出手槍，想了卻殘年，幸虧隨員眼快攔擋，車廂內一場虛驚。
晚上10時，酒足飯飽的王承斌來到車廂，再次索要印信，並威脅黎等不交印信誰也甭想出車廂半步。
惶惶一天，早已體力不支的黎元洪如同泄了氣的皮球，隻得把實情全盤托出，乖乖地按照要求給黎本危打去交出印信的電話。直到第二天淩晨4時，北京方麵告知印信已經到手，王承斌這才把在車站軟禁了一夜的黎元洪釋放回家。臨行前，王承斌掏出擬好的宣布總統自動辭職的電稿，硬行強迫軟弱無力的黎元洪簽字就範。
待黎元洪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回到住宅，立即通電全國，懇請國會懲辦劫車奪印，拘禁總統的王承斌。黎元洪得到的回答是，兩天後，兩院召開秘密會議，作出大總統因事不能行使職務，自6月13日起，黎元洪所簽發的一切命令概不生效的決定。黎元洪又一次被人從總統寶座上踹了下去。
黎元洪在王承斌劫車索印的惡作劇後大傷元氣，但又絕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在天津的寓所中，他一麵將事變經過通電全國，一麵接連致函國會和各國公使，聲言他是在直係軍閥的暴力威脅下，不得已出京赴津的。黎元洪斷然否認總統職權已被解除的說法，依舊以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名義發布命令，並任命唐紹儀為內閣總理，試圖用這一招拉攏在廣東的孫中山。與此同時，他還四處派人聯絡在野的奉、皖兩係軍閥，幻想成立以他為首的“反直同盟”。
為維護其大總統的合法地位，黎元洪不惜從銀行貸款12萬元，在天津亮出“國會議員招待所”的招牌，以來津議員可得500元“車馬費”的肥差招來議員，打算湊足法定人數，在天津召開國會並成立政府。不湊巧的是，此時曹錕在北京賄選的醜劇已經開場，這位販布出身的直係頭領出價遠高於黎元洪的“車馬費”價碼，拉走大批議員。況且，在野實力派軍閥也無意支持兩手空空的“流亡總統”。這樣，黎元洪在天津組織政府的企圖破滅了。
奉、皖兩係軍閥不甘心曹錕“大選”獲勝，為增強反直勢力，在滬部分議員蠢蠢欲動，準備再次利用黎元洪。1923年8月，議員劉楚湘、褚輔成等致電黎元洪，勸黎速來滬，主持大局。此間盛傳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密電致黎，催其火速於9月13日前趕到上海。黎元洪見有盧永祥為其後盾，躍躍欲試之心再起。9月8日，黎元洪借看病為名，喬裝改扮，在日本人嚴密保護下，乘日船鐵誠丸號秘密前往上海。一到十裏洋場，滿心歡喜的黎元洪真以為收拾殘局非他莫屬了。於是馬不停蹄地舉行記者招待會，接見各國記者，公然表露在國會尚未作出正式決定之前，他作為總統不能隨意去留，言語之間反直意向十分明確。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盧永祥與直係軍閥齊燮元為爭奪上海劍拔弩張，江浙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江浙各界憂心忡忡，惟恐黎元洪的過激舉動導致兵戎相見，禍及己身。因此，黎元洪的在滬停留便成為他們的一塊心病。曾電催黎元洪南下的盧永祥也因時局驟變對黎表現出一副冷淡態度，閉口不提籌組政府之事，隻是輕描淡寫地作出歡迎黎元洪來上海作寓公，來去自由的表示。江南名士張謇對黎的到來則“冷靜自處，閉門謝客”。國民議員張繼更怒斥黎元洪為“第一叛徒”。上海警備司令何豐林貼出告示指桑罵槐，對黎元洪毫不留情地下逐客令。黎元洪萬沒想到，滿懷希望而來，卻落得萬人唾罵，連自身性命也難於保全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