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電”一發出，因其符合人民厭亂心理，故一時頗獲社會的同情，而惟恐黎元洪拒絕複職而不能為己所用的曹、吳首先通電表示響應。馮玉祥複電更為懇切，謂“廢督請自隗始”。陳光遠表示願首先解職。其餘如田中玉、肖耀南、劉鎮華、齊燮元等各省督軍，亦先後來電，一致願聽命令。兼之西南方麵四川劉湘、貴州袁祖銘等，也表示讚成恢複舊國會與黎元洪複職。黎麵對直係軍閥一致發出的擁護“廢督裁兵”的表示，進而複發一電，謂“救國大計，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無切實表示，不即日全體解去兵柄，則元洪不能冒昧來京。”同時，黎元洪為求得吳佩孚及各省督軍對“廢督裁兵”的確實保證，又於8日派其親信金永炎到保定會見吳佩孚。誰知吳一見金永炎，便直言不諱地說：“黃陂如果再要裝腔作勢，我就無能為力了。你回天津，請他一言而決！”同日，在天津黎宅是另一種場景：曹錕的代表熊炳奇、吳佩孚的代表李倬章來到黎府，懇請黎即日入京就職。黎一再解釋，許多省份對“廢督裁兵”尚未表態，不能貿然入都。熊、李二人見言歸無效，竟撲通一聲，下跪哀求，黎大驚，一時不知所措，後亦還跪。10日，金永炎自保定回到天津，向黎報告了吳佩孚的嚴厲態度；黎又聞訊，曹錕在見到黎的“魚”電後，曾在暗下表示：讓他作現成的總統，還要向別人提條件，我們捧他上台，他卻叫我們下台。曹身邊的政客甚至叫嚷拋開黎元洪，讓曹錕直接當臨時總統，或者先組織一個行政委員會作為選舉前的過渡機關。無論是熊炳奇和李倬章的下跪軟磨，抑是曹錕、吳佩孚的疾言厲色，都使黎元洪意識到，直係軍閥已不容許他討價還價了。其實，說到底，黎並非真正指望他的“廢督裁兵”主張會得到實現，不過是一為博得社會輿論的同情；二為多少樹立一些總統的威嚴，可使自己蟄處數年之後，忽又複任有個台階下。現在曹、吳及其他直係軍閥已公開表示擁護“廢督裁兵”，總算臉上有了麵子，若再較真，恐怕這飛來的總統位置會得而複失，所以黎不再等待其他督軍的表態，也不敢再要求各督軍先行解職，趕忙於10日發表接受複職的通電。謂“魚電計達。頃接曹、吳兩巡閱使、齊督軍、馮督軍、田督軍、閻督軍、肖督軍等先後來電，均表讚同；曹、吳兩使且於陽日通電首願實行，為各省倡，並齊督軍庚日通電，具見體國公忠，立誌堅決，無心悔禍，元氣昭蘇。元洪憂患餘生，得聞福音，剝盡複亨，喜極以泣，當為全國遺黎頓首拜賜。”同日又發一電，通告於6月11日早8時入京，暫行大總統職權，“法律問題，應由國會解釋，俟國會開會，聽候解決。”
黎元洪在直係軍閥曹錕、吳佩孚的“擁戴”下，複任總統。
實際上，黎複位是直係軍閥“因無法收拾殘局，所以勉強拉出來”，讓他充為傀儡，暫時過渡一下的權宜之計。俟擠走徐世昌，迫使孫中山放棄護法旗幟後，再由直係軍閥“名正言順”地獨擅政柄，把曹錕捧上總統寶座。換言之，黎的複位“本來沒有法律根據”，連黎的幕僚“多方考求而不能得適宜之解釋”，最後隻得“俟國會開會，聽候解決”。所以，1922年8月1日舊國會宣稱繼續六年兩期常會而宣告複會後，黎元洪即谘請補完1917年7月正式辭職手續，以期取得任期之合法解決。然而吳景濂等深知黎之計謀，遂將谘文退回。當時，著名學者胡適等人創辦的《努力周報》，曾對黎“谘請”之事有所評論：“黎元洪忽然向國會‘補完民國六年七月正式辭職手續’！這種古今中外都不曾有過的妙計，不知是哪一位神機軍師想出來的。然而這確是一條妙計。假如國會準他辭職，那就是國會承認他的法律位置了。假如國會不準他辭職，他更是合法的總統了。假如國會不受理，把原文退回，那又是國會自身不肯解決這個問題，他仍舊可作他的總統了……現在國會果然把谘文退回去了！黎元洪自然‘決不稍圖推卸’了，這豈不是一條妙計嗎？――然而過去的事實還是事實，過去的歲月還是歲月，決不是一紙公文就能彌補了的。其實，黎元洪若能老老實實的認清自己的職務，是在非常時代被擁戴出來維持現狀的一個臨時總統，這一層還可以得國人諒解，還可以得曆史上的諒解。他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6月11日，黎元洪在曹錕的代表高恩波，吳佩孚的代表熊柄琦，舊國會眾參兩院議長王家襄、吳景濂等幾十人的千呼萬喚聲中，率親信金永炎、哈漢章乘專列赴京就職。當天中午，黎氏一行先到東廠胡同黎宅稍事休息，然後，興致衝衝地來到中南海舉行了隆重的大總統複職儀式，在鮮花美酒的映襯下，黎元洪再度出山。
“他們把我抬上來，原來是叫我受罪”
如同五年前一樣，黎大總統上台亮相後，首先要求切實實行“廢督裁兵”的既定方針。6、7月間，他先後任命了十多位省長以期將實權從各省督軍手中奪過來，但結果遭到了手握軍權的督軍們的強烈反對，被新任命的省長，不是拒不受命，就是被當地拒絕，就連當初畢恭畢敬，表示廢督裁兵願為首倡的吳大帥，這時也裝聾作啞，一拖再拖。“廢督”之舉最後也隻好是不了了之。“裁兵”一事與前者一樣，在各省軍閥的抵製之下，再次化為泡影。
隨著直係統治的相對穩定，內部派係之間的鬥爭也日益加劇，逐漸形成以常駐保定的曹錕為首的“保派”和以常駐洛陽的吳佩孚為首的“洛派”。
“保派”企圖通過控製北京政府逐漸由曹錕取代黎元洪，而“洛派”則希望通過黎氏的過渡而由吳佩孚操縱大權，雙方明爭暗鬥使夾在其間的黎大總統時而被推向浪尖，時而又被拋入穀底，苦不堪言，難怪黎氏深有感慨地說：“他們把我抬上來，原來是叫我活受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