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在這時，張勳得著“聖旨”打馬進城。他的觀點是既瞧不起腐朽透頂的旗營兵，又討厭那些洋氣十足的留日士官生出身的家夥統率的南方新軍。他所最喜歡的，還是那種由曾國藩、左宗棠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改編而來的、帶著一副封建頭腦而使用新式武器的半舊半新式的地方巡防營（袁世凱的北洋新軍也屬這一類）。因此，他一進城，便命其手下愛將張文生從浦口分出五營江防軍進駐城內鼓樓一帶；另命騎兵營管帶蘇錫麟率所部進城守護糧台；並命新歸其管轄的記名提督王有宏率所部鎮守藩庫、彈藥庫、軍械局、造幣廠等要害目標。這樣，他便把整個城市的命脈全部控製在自己手裏。然後，他下令取消旗營兵的生活特權，同時，大大咧咧地提高了他的江防軍的餉銀待遇。這就使得徐紹禎的新軍和鐵良的旗兵一齊對他和他的江防軍不滿。而他卻滿不在乎地說：“媽那個巴子，老子的隊伍是要拚命打革命黨的，不厚待一點，誰願跟著老子幹？”
張人駿和鐵良情知張勳這是越權行為，但考慮到新軍既不可靠，旗兵又屬無用，則南京的安危實已係於張勳一身，而且此刻全城要害已全攥在張勳手中，他們事實上已隻剩下一個總督和將軍的虛名，因而不得不勉強遷就於他。而新軍官兵也隨即發現，江防兵遠非旗營兵那麼好搶好打，他們有著很強的戰鬥力和組織性，靠著一般的十幾人結夥的方式，根本侵犯不了他們。新軍官兵們隻好一個個氣得眼鼓鼓，怒視著趾高氣揚的江防兵，而一時拿他們毫無辦法。
這樣，張勳便儼然成了一名南京王。連總督張人駿和將軍鐵良也不得不和他商量著辦事。不經他的同意，幾乎任何決議都無法形成，任何命令都無法通行。
張勳曆來尊重上司，連他最瞧不起的刀筆吏徐世昌坐在他頭上充任東三省總督時，他都能耐下性子來供他驅使。而此時，他卻敢於如此膽大妄為。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時的張勳已從岌岌可危的時局中清楚地掂出了自身的分量。國安則佞臣幸，國危乃忠臣顯。如今，清政府已命在旦夕，投機取巧者正意懷觀望，總算輪到他這位大忠臣出來擺擺老資格，顯顯硬功夫了。
不過，這一來，可就打破了他曆來給予人們的那種憨厚老實的印象，重又顯示出了他小時候的那種肆無忌憚的頑孽本性。隻有他的忠君保皇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他即使是在南京城裏強打強霸，多吃多占，也確實是想讓自己的隊伍更好地發揮捍衛大清江山的先鋒作用。這一點，無論是他自己，還是別人，都不會發生任何錯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炮聲響了。各地革命黨人和新軍官兵紛紛響應，革命的義旗頓時插遍了大半個中國。幾乎所有的清王朝高官大吏都被嚇破了膽，各地總督、將軍、巡撫、提督死的死，逃的逃；另有一些見勢不妙，隻得搖身一變，宣布反正，又堂而皇之地當上了“脫離朝廷”獨立的地方新長官。惟有張勳，卻像是一條清王朝的訓練有素的警犬聞到了傷害主人的火藥味，竟精神一振，聳起鬣毛，死活不顧地撲向那危險的雷區。
他一得到武昌起義的消息，就立即致電朝廷，請求率師西進，聲稱要一舉平定武昌叛亂。清廷回電不準。接著，各省獨立的消息像雪片般漫天飛舞，整個長江以南乃至北方的陝西、山西、山東諸省紛紛宣布脫離清廷而獨立。就連張勳武力直接控製之下的江蘇省的上海和蘇州，也相繼獨立。江蘇巡撫程德全竟公然當上了革命軍方麵的江蘇都督，就剩下南京一座孤城，處於四麵楚歌之中。張勳這才意識到自己對於形勢的估計原來與實際情形大相徑庭。在此種態勢之下，別說聲稱開赴武漢平定叛亂純屬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念，就連保守南京也已顯得力絀不支。
然而，張勳卻並不退縮。相反，他的誓與清廷共存亡的赤膽忠心，卻恰於此時表現得比任何時候都更突出。本來，這時南京城裏的一些革命黨人和商紳各界人士還對他抱有一片希望，許多人勸說總督張人駿反正，宣布南京獨立。但張人駿手裏沒有兵權，南京的問題實際上隻能依張勳一言而定。於是，又有人去勸說張勳率江防軍起義。對於一心想當封疆大吏的張勳來說，這本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隻要把張人駿和鐵良攆走，或幹脆“哢嚓”一刀砍了，然後通電起義，那麼，按照當時江蘇境內的兵力狀況，無論是蘇州的程德全還是上海的陳其美，都將不得不把江蘇都督的寶座奉送給他。那樣，他就完全可以像他的老朋友廣西提督陸榮廷和山東巡撫孫寶琦等人一樣，搖身一變，也當上一個假革命的地頭王。可惜的是，張勳想當的不是革命黨的都督，而是清王朝的總督。他不僅不實行真正的革命，而且連當時許多封建大官僚都偽裝出來的那種假革命的角色他也不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