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底，香港寶蓮禪寺天壇大佛舉行開光大典。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港督彭定康均應邀作主禮嘉賓。儀式結束後，彭答記者問指責我港澳辦關於香港問題的聲明，“並不是一份有特別吸引力的聖誕禮物”。記者以此請周南發表意見，周南以“佛教的日子”為由不予評論，因為在宗教聖地，參加宗教儀式，雙方展開外交爭論是不合時宜的。無奈記者追問再三，周南順口答道：“誰搞‘三違背’定會苦海無邊，罪過罪過！誰搞‘三符合’，自是功德無量，善哉！善哉！”末了一句“阿彌陀佛”，引得在場者陣陣掌聲和笑聲。周南此時就恰當地運用了宗教這一社會背景，發言得體，無懈可擊。
又如，解放前夕，陳毅同誌在一次報告中說：“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可以預見，解放全中國已經不需要太長的時間了！解放上海，更是指日可待！（台下爆發雷鳴般的掌聲）過不了幾天（用生硬的上海話）阿拉這些土八路可以到上海白相相了！”（台下充滿笑聲）這樣的話在那個社會環境和具體場合顯得十分得體，而且出語幽默，又鼓舞人心。
切情切境，是成功講話的重要條件。前一例是在佛教聖地參加宗教儀式上的對話，周南選用佛家語，應情應景耐人尋味。後一例乃是陳毅元帥對當時報告的場景氛圍的辯證運用，打破風格的表麵統一，從而很好地適應了“行將進入上海”這一題旨情境，效果很好。
抗美援朝期間，一位美國記者來華采訪周總理。總理剛好批閱完文件，一支美國派克鋼筆尚放在桌子上。這位記者便借題發揮：“請問總理閣下，你們堂堂中國人，為什麼要用我們美國生產的鋼筆呢？”總理聽出了他的言外之意，便長笑一聲，回答說：“提起這支筆呀，是一個朝鮮朋友抗美的戰利品作禮物送我的。我無功不受祿，原想謝絕，哪知朋友說，留下做個紀念吧！我於是收下了這支貴國的鋼筆。”記者聽完後，頓顯窘態，說不上話來。在這次談話中，周總理恰當地運用了朝鮮戰爭這一曆史背景，利用弦外之音令問者啞口無言，真讓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還有一些雖然不屬於大的社會環境，諸如地點、實物，但它們一旦附屬於某種社會力量所能施加影響的範圍時，它就成了社會環境。例如在國家級的外交談判中，地點的選擇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通常的處理方法是在談判雙方的領土上輪換舉行，或者選擇第三國作為談判地點。為什麼這個問題會成為一個重要而敏感的問題？人們都有這樣的體會，在朋友家裏說話，總有一種客人心態，說話也總是顯得拘謹一些，可在自己家裏接待朋友，就無拘無束了。這種主人心態，就自然形成了一種優勢，人們把它叫做“居家優勢”。
以上是小地點形成社會大環境，有時地點的改變也可形成不同的小環境，從而有利於解決不同的問題，發表有針對性的講話，例如：
有些領導者發現問題，往往請下屬到自己辦公室談話。辦公室是上級辦公的地方，下屬來到這裏，很容易聯想到上下級關係，於是便產生了一種“必須服從”的心態。這樣，本來是對等的談話，因為地點這一特殊社會環境的參與，就有利於一方，使對等的雙方，變成主動與被動的兩方。主動一方便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勢頭（當然這隻是一種心理差異，絕不是“以勢壓人”）。以此類推，如果顧客與營業員發生糾紛，經理應巧妙地把顧客誘導進自己勢力所能影響的範圍——經理辦公室。這樣既可以避免事態的擴大，也可以使這位顧客與圍觀者隔絕，避免接受人群中一些不良反應而進一步增強不滿情緒。所以，經理室實際上成了一個有利於處理問題的小社會環境。反之，如果為了加強聯絡，增進信任和友誼，領導人員則應走出“領導效應區”，到職工宿舍、食堂、俱樂部等地區去，便於放開話題，無拘無束。這類非語言因素，有時正像看不見的磁場，有著極其強大的特殊效應。
可見利用合適的社會背景發表講話，可明顯提高說話效果，這就要求我們要有敏銳的思維和具有穿透力的眼光，去洞悉社會大背景，並擅於利用眼前的實物、身處的地點營造有利於自己當眾講話的環境。
利用自然情景
當眾講話時也要注意對何時何地等自然情景的運用。自然情景語境則專指交際的時間、地點、場合。何時，小言之是指年月，大言之是指時代；何地，小言之是指大庭廣眾、居家密室，大言之是指城鎮、鄉村、野外；具體場景則指由一定的時空因素，以及交際情景有機組合而成的言語交際場合。例如，人家辦喜事，你便不能談令人喪氣的話題；人家悲痛時，應忌談逗樂的話題。大庭廣眾中演講、報告，應談與主題有關的話，不可玩世不恭了草應付；散步聊天，則具有隨意性，離題或許更有離題的樂趣。
善於利用自然環境來增強說話效果，有時可以借用季候景物，誘發說聽雙方的共鳴。如郭沫若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的發言，就是運用這一方法結尾的：“春分已經過去，清明即將到來。‘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展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當時郭老臥病難起，作此書麵發言。這個發言一經宣讀完，會場上就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通過實況轉播，又在整個科學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